在祖国边陲的昆仑山巅，常年积雪不化，积百年千年之雪。几乎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上万名官兵像铆钉一样驻扎在高原的永冻层上。他们都知道同一个故事，关于高原的茶花的故事。
那一年茶花四岁，第一次和妈妈出门走的就是远路，在辞旧迎新的时节。
被冰雪覆盖的高原依然以它千百年的沉静和冷寂来对待人类任何一个火红的节日。
高原恢宏的美丽是残酷的。
长长的青藏公路上，车越来越少，偶尔有一辆，也是从雪线回格尔木过年的。
从山东来的贺嫂带着四岁的茶花站在路口，焦急地盼望着能有一辆开往昆仑山深处不冻泉兵站的车，她要去那儿寻夫。此时此刻她只有一个愿望：无论如何仨人要一起过年，那叫团圆。这也是老贺每封信里一定要说的话。贺嫂早已忘记兵站有条不让大人带小孩上雪线的规定，另外她怎么也不相信高原的空气真的就是什么“冷面杀手”。大家不是都活得好好的吗？
贺嫂抱着小茶花，手脚都冻得麻木了。好不容易才拦住一辆进山的便车，但司机很不情愿捎这个脚。
“别人都下山，你偏上山，还带着个娃娃！”
“我从山东老家来探望丈夫，约好在格尔木过节，谁知他临时有任务下不来，我这才往山里赶。”
“你这是千里寻夫啊，丈夫在哪儿工作？”
“他在不冻泉兵站当兵。”
“那上车吧。”
司机再没有说什么，他启动马达，开车。
贺嫂抱着小茶花坐在驾驶室里。小茶花轻轻地从干涩的嘴里挤出几个字：“爸——爸——”
“她病啦？”司机问。
“我们坐了两天两夜的火车，又坐了两天两夜的汽车，可能太累，孩子受不住。”贺嫂说着紧搂了一下小茶花，小茶花的额上很烫。
看着昏昏沉沉的小茶花，司机知道是让讨厌的高原反应症给缠上了，他加快了速度，想尽快把贺嫂送到丈夫所在的兵站。
汽车在盘山道上行驶，雪依然下着，两道刚刚出现的车辙，很快就被悄然无声的落雪盖住。
小茶花在贺嫂的怀里半醒半睡，不停地喊着：“爸——爸——”贺嫂一会儿抬头看前面的路，一会儿低头看女儿，两行热泪悄然而下
自从上次老贺回家探亲，一别就是五年，女儿都四岁了，还没有见过爸爸，只知道爸爸在很高很高的地方当兵，而贺嫂想到这些，终于未能抵挡得住揪心的企盼，带着孩子奔昆仑山的不冻泉兵站来了。
老贺自从沂蒙山到昆仑山来当兵，一干就是十多年。这些年，他在天寒地冻的不冻泉兵站操持着家什，他是那儿的上尉指导员。他的所有柔情就是在写给贺嫂的信中的那句话：无论如何，年要仨人一起过。看来这次能如愿，贺嫂想。
永远不要相信讲故事的人，要相信故事。
——劳伦斯
那一个清晨久久停留在我的记忆里。像一帧定格了的黑白照片:灰蒙蒙的雾，动荡不安的红树林，以及若隐若现的帆影。一个叫做颖的女人牵着我的手，久久伫立在被大雾紧锁的码头。她的手心潮湿，略带冰冷的温度。我的小小的手被她握着，感受着从她身上散发出来的安稳和馨香。这是与母亲截然不同的气息，它们弥漫在这个大雾紧锁的码头，弥漫在我小小的身躯里。长久的伫立，令我感到困惑，但我无心打扰，亦不敢过问，只是保持着和她同样矜持的姿势。目之所及，徒留空旷的虚无涂抹苍穹。
时间一寸寸流逝。我忽而觉得手背冰冷，再抬起头，已见她落泪。她的眼泪如一枚铜币落地，啜泣被南来的群雁嘶哑的叫声覆盖。风大口大口地灌进来，吹散她的发髻，散开的一头秀发簌簌地拍打着后背。银簪随之掉落，跌入了漩涡盘绕的江水之中。溅起的水花迷蒙了我的双眼。
在我成长的那段隐晦的岁月里，我时常记起这样的一帧画面。翘首以盼的女人和一无所知的小孩。他们之间难以描述的关系，使得故事从一开始就蒙上了一层灰，一层琥珀色一样透明的灰。而我，就是故事里的那个小孩。你所知道的，只是一颗尚未成熟的魂灵。拥有坚韧的外壳以及脆弱的心。我知道，这一切与母亲有关。
那时候我贪玩、任性，每天纠缠着母亲。我手里握着一架纸做的风车，那是母亲送给我的玩物，扇叶是红黄蓝三种颜色。我握着风车爬上高高的木质楼梯。楼梯口的扇形窗户被推开，风吹进来。于是风车呼呼地转动，风车转得如此快，它的转动鼓动我欢腾的心，我都快看花眼了，风车形成的圆周一如那天码头江水的漩涡。
我迷恋风车简直到了如痴如醉的境地，但那时我尚幼小，未学会制作风车。母亲于是用旧报纸为我裁剪，然后用钉子将扇叶钉在竹棍上。一架简易的风车诞生，我惊诧于母亲的心灵手巧，欣喜若狂地握着竹棍在巷子里奔跑，像风一样地奔跑。心极易满足。一点安慰，一句哄骗，足以令我度过无所事事的一整日。
每个人终其一生都是孤独的，唯有影子是忠实的伴侣。不管你开心还是哭泣，它坚贞不渝。颖出现在我面前，反复念叨着这样的一段话。颖的声音听起来像一块松软的奶油蛋糕。但因为混淆了太多世俗的圆滑和尖刻，她吐露的每一个字都眼滑腻至极。我一度认为，颖的出身是个可怕的秘密。在颖出现之前的每一个昼夜。我背着小小的心事，像一只蜗牛行走在时间的丛林里里。四周荒草萋萋。
颖提着一个藤条箱，风尘仆仆地出现在巷子口。她给了三轮车夫四个硬币，提着藤条箱下车。光线从她身后直愣愣地投射。将她稍显丰腴的体态裁剪出来，清晰得刺痛了我的眼睛。我看到她款款走来，那时候几乎没有人穿旗袍，可是颖却穿着，并且上瘾一般难以自拔。她的身体挡住了风，没有风我的风车就无法转动了。我的乐趣被拦腰截断。我抬头看她，没有说一句话，我以为这样就可以表明我的抗拒，可是她丝毫没有退让的意思。她半蹲下来，抚摸我的头。轻声问我，孩子，你知道一个叫做柳青的女人么？
那是我第一次从一个女人的口中听说我母亲的名字，陌生的疏离感令我害怕，往常并没有人如此称呼母亲。我吓得扔下风车，掉头就跑。我边跑便喊，娘——娘——
我的喊叫混合着凌乱的脚步声，一波一波回荡在长巷里。
那天我一直躲在门后偷听母亲和女人的对话。说到动情处，她掩面而泣，声音断断续续，闻之悲伤，但是我什么都听不懂。闯入我耳朵里的含糊不清的几个词汇是：上海、当铺、高利贷。听到激动处我振奋不已，如获至宝。仿佛窥探多年的幽暗一下子豁然洞开。
母亲与颖只有一面之缘。那时母亲在她家当保姆，颖待母亲甚厚。母亲万万没有想到，当初在车间里对着一帮工人颐指气使的老板娘会沦落到如今的境地。只是近十年的光景，母亲和她的主顾关系彻底扭转。
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
我喜欢的女孩子叫颖，她喜欢向日葵，喜欢文森特凡高，时常幻想大朵大朵金灿灿的颜色，充斥视野的饱满而富有张力的金黄。我告诉她，凡高是麦田里的朝圣者，是追日的夸父，是欧洲乃至世界的伟大灵魂，生命绽放成向日葵，金黄而炽烈。“生活在低处，灵魂在高处。”这是她对凡高的评价。那日在石头坞广场观看《不能说的秘密》，之前看过，却骗她说没有，为的只是能和她坐在一起。那是我第一次和女生看电影，虽是在露天的广场。但有清风作伴明月相随。也是浪漫至极。逃了一晚上的书法课，我的动机因了这一举动暴露无遗。在人头攒动的石头坞广场，夜里的灯光照耀着因年轻而蠢蠢欲动的心。我和她靠得如此近，近得可以闻到她身上的馨香。我也有一个不能说的秘密，我要为她种植一万棵向日葵。面朝太阳，春暖花开。
我告诉她，我试图写一个故事，故事里有一个叫做颖的女人和一个小孩。
为什么用我的名字呢？她转过头问我。
没有为什么，就是喜欢。
就像我喜欢她黑白搭配的衣物，喜欢她不走重复的路，喜欢和她彻夜地打电话，漫无边际地诉说着心里的隐秘。那夜流着眼泪给她发短信，后来忍不住，眼泪就这样哗啦啦地滴落在枕头上面。拼命想忍住，可是无法控制。我已经好久好久没有流过眼泪了。眼泪是什么滋味？甜的还是苦的。我不知道。距离上一次，中间隔着太长的时光。无限漫长的、寂寥的、黑暗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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