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六六章气象上
从隆庆三年秋离京，到隆庆六年六月返京，沈默已经阔别这座京城将近三年了。这三年里，发生了很多很多事情，有好有坏，或深或浅或近或远的影响着帝国的命运
先说好的方面，有人说大明朝最大的幸运，不是出了沈默高拱张居正这样的治世名臣，而是拥有一位隆庆皇帝。但这个观点并不被大众接受，事实上，这位总是以好色懒惰，以及各种行事荒唐而出名的皇帝，几乎从不在大明的政坛搅风搅雨，甚至一年到头不接见大臣，也没有任何旨意，悄无声息的，几乎让人感觉不到他的存在。
然而，他却是最适合这个时代的皇帝，不管是大智若愚也好，还是真懒得无可救药也罢，他都把自己摆在了一个非常合适的位置本朝立国至今，经过二百年来一系列主动和被动的演化发展，其政治体制和思想道德，已经变得非常特殊，不同于之前任何朝代，也不同于国初现在，国家的治理已经逐渐由文官阶层来完成，皇帝在行政管理上的权责越来越少，逐渐成为一个大臣用来争取立法的工具和道德象征。
直白点说就是，当大臣们意见一致的时候，皇帝就可以一边凉快去了，大家这个时候最不喜欢皇帝出来干预任何事，如果哪个皇帝偏要指手划脚，就会被大臣们群起而攻之，指责为暴君；而当大臣们有意见分歧的时候，皇帝就被请出来，做最后的裁决人，大家这个时候最希望皇帝出来为他们撑腰。否则有被骂为懒惰的昏君的危险。同时，大家还要求皇帝要做道德的典范，孝，仁，礼，信，勤，义缺一不可，否则也有被骂为昏君或者暴君的危险当然，这最后一条的要求有些高，也许只有孝宗皇帝勉强算得上，所以孝宗也被后世的臣子奉为明君典范，一旦觉着皇帝哪里做得不对了，便会说如果孝宗皇帝在，一定不会这样，而是怎样怎样。
和孝宗比的话，隆庆皇帝肯定跟最后一条沾不上边，好在那是个人修养方面的，只关大臣的精神世界，却无碍国事。但在其余方面，他却要比孝宗还符合臣子心中的明君形象他比孝宗还要配合大臣们的要求，绝对不去干预大臣们做事情，因为他知道，论吏治自己比不了高师傅论军事自己比不了沈师傅，论财政自己比不了张师傅内阁和各部院已经可以把事情做的很好，就算离了自己也照样转。事实上，似乎人家也从没指望过自己，那干嘛还要为了那无谓的存在感，而事必亲躬呢累着自己还给大臣们添乱，标准的吃力不讨好。
纵观千年以来，估计隆庆一朝，是最接近古人追求的圣天子垂拱而治的时代。所以有人说，隆庆皇帝只是运气好，赶上大明朝人品爆发，一下子涌现出高拱沈默张居正杨博王崇古戚继光李成梁潘季驯海瑞朱衡等数不清的优秀人才，群星的闪耀使大明在皇帝不理政事的情况下，依然相当健康的在前行。这种说法本身就建立在一个错误的理论基础上所谓九州万邦系于一人之身，好像皇帝不出力，国家就治理不好一样。事实上，如果隆庆皇帝像沈默原本那个时代中的满清皇帝那样事必亲躬，大臣们只有御前听旨奉旨办事的份，怎么可能有这些人才发挥的空间也就没有这么多的人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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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隆庆皇帝能对他信任的大臣不疑不猜，不设障碍，能让他们放手办事，给予他们持久稳定的倚重，才能为他的辅臣们有能有为地展布，提供出最理想的舞台。
在隆庆登极之初，所面对的其实是经过正嘉两朝长期乱政以后，遗留下来的烂摊子。形势动荡已极，动乱因素潜滋暗长，且多已表面化。当时，河南湖广山东直隶等地，均连年大饥，甚至发生饥民卖儿鬻女易妻而食的人间惨剧。究其原因，除了天灾之外，更多的是人祸，实由于朝廷上下，大小各级衙门，由一些只知贪婪固宠桀骜不驯的官棍当道。这些人久厕官场利欲熏心，擅长于逢迎钻营，素不以民瘼在心，既不畏公议，又不知廉耻，但以本人的宦况和财运作为处人办事的权衡。
官府操之于这样一群官棍之手，自然会搜刮过甚官贪吏墨，作威作福殃害庶民。堂皇法司，不过是金钱与权势的特种交易场所，是维护权门豪户既得利益的暴力机关，整套国家机器似一架绞肉机，以人民的骨血为唯一原料。亦因此，社会上的贫富分化悬殊，土地兼并严重，赋役负担严重不均。更加以胡虏寇掠，边方警报频传，真可谓内忧外患交相煎迫，大明朝的天下摇摇欲坠，大有崩解之兆。
如果一切不变，或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维持下去，隆庆朝的时局必将更趋恶化，全面性的危机必将大爆发。但正所谓时势造英雄，当此国势危殆民生多艰之时，总有些志图挽回世运，勇敢任事豪杰自许，愿意献身以任天下之重的救世之才横空出世。本朝最杰出的代表，当属高拱沈默张居正。他们虽然观点立场不一，方法策略不同，但在敢于正视忧危，勤于分析形势，勇于提出并贯彻执行，革弊趋利以扶危振颓的对策，热切企望通过一系列的改革，以谋取政权的新生和民生的改善，则是一致的。他们坚信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功，认为必须不墨守祖宗成法，必须突破传统观念和体制规章的框架，必须务实而有针对性进行大兴大改，有因有循有革有化，才可能使国家摆脱困境，重新开拓出发展的道路。
所以从隆庆二年开始，由于殷切的社会需求和主观条件的具备，大明朝便轰轰烈烈展开了一场由上而下遍及全国，包括纠转政风整顿吏治提高行政效率改革人事制度和赋税制度加强边防兴修水利实施海运诸方面的重大改革运动。正如改革的主持人，内阁首辅兼吏部尚书高拱的性格一样，这场改革也是一开始便轰轰烈烈，势不可挡，几乎转眼之间，便遍布全国，内外开花，真真切切的推动了历史那沉重而凝滞的脚步
首先，在高拱的主持下，大力刷新了吏治，将选官任官制度化透明化，将对官员的考察日常化规范化，对于不合格的官员全数裁汰，对于犯法的官员毫不留情，不许庸碌贪婪者滥竽充数，浑噩官场；强调严功罪以定迁黜，提倡以实心行实政，办实事。不以科甲等级名次作为用人的主要标准，而是根据政绩才能破格选用。
自隆庆二年起至今，高拱年年考察官员，裁汰不合格官员近千名，惩处贪墨腐败之辈更是不计其数，使自正德以来，日益败坏似乎无可救药的吏治大为扭转。在他的破格提拔下，大批年轻有为出身低微的官员走上前台，这些人才能卓著渴望立功，给大明朝这具僵化腐朽的躯体，注入了新鲜血液，使官府行政效率大为提高，对百姓的盘剥戕害大大减小。重塑了朝廷的形象，树立了内阁的权威，为其它各项改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财政方面在隆庆元年，尽管有市舶关税输血，朝廷财政仍然每年巨亏，财政赤字逐年累积，甚至连官员的薪俸也时常拖欠这也使他们的贪墨理直气壮。
可仅仅过了三年，国库就开始收支平衡，到了隆庆六年，已经每年盈余一百万两不要忘了，这几年里，朝廷可是打了两场大仗，每一场的开支都在五百万两以上。按户部预计，如果未来没有战争开支，每年的财政盈余都能在五百万两以上，而且会连年递增因为一条鞭法只是在南直浙江山东福建江西推行，其余省份还未执行，而全国范围的清丈亩正在艰难推行，还有天量的隐匿田产没有被查出来。
而张居正能解决困扰大明六七十年之久的财政危机，就是靠了清丈田亩和一条鞭法从海瑞在苏松破冰开始至今，大明清丈田亩已经有三年之久。三年里，重新核查到全国的耕田数为六百五十万顷，比弘治十五年增加纳税田亩近二百五十万顷，使得豪强地主侵吞的大量土地公之于众，这部分土地从偷税田亩变成纳税田亩，而且是重点的纳税田亩，在有效打击兼并的同时，使朝廷的财政收入增加了一半这还是不进行赋税改革的情况下。
何况还朝廷大力推行一条鞭法，就是把各种赋税徭役合编在一起，折银征收，这样的好处显而易见。要知道，其实中国历代皇帝，除了某些疯子之外，对老百姓都是轻徭薄赋的，田赋比例通常是二十税一，十税一就是重税，五税一的话，就是绝对的暴君了。
但老百姓为什么还是活不下去因为这里面可操作的空间太大了，有无数贪官污吏上下其手，利用这些漏洞把老百姓榨出汁，结果百姓受了苦，国家吃了亏，全便宜中间那帮龟孙了。而把所有税种折银征收后，不管是田赋徭役还是人头税，都有了统一的标准，该多少是多是，不是当官的说了算。交上来真金白银，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不再任由官员耍流氓。
当然了，也不可能一点不耍，但总之是皆大欢喜，朝廷拿到了白花花的银子，百姓的负担也轻了。在一条鞭法推行过后，地方官在奏折上说：父老于是无亲役之苦，无鬻产之虞，无愁叹之声，无贿赂侵渔之患，始知有生民之乐。
国库有了钱，才有可能解决边患问题，在隆庆四年，大明收复河套，俘虏蒙古首领俺答汗，迫其族人封贡称臣，然后内阁顶住压力，与其开边互市，西北边境自此刀兵不兴。朝廷也得以集中兵力于蓟辽，打击土蛮朵颜女真部，戚继光马芳等当世名将继续大放异彩，已经把蒙古人赶出长城二百里，自土木之变后，京城第一次恢复了安全。
与此同时，曾经一度震惊天下的韦银豹叛乱平定，安南吕宋重新归为大明国土，南洋各国悉数臣服，天朝上次有此等威严气象，还要追溯到永乐大帝时期
由此种种，隆庆年间几年，确实与正嘉时期大不一样了当然要说这么短的时间就脱胎换骨，那是不可能的。但这个老大帝国的各方各面，确确实实的都透着生机勃勃的新气象，只要假以时日，如果一切都向好的方向发展，必然可以开创一个前所未有的盛世
可惜，危机也如影随形。这场改革最大的问题，也如其主持人高拱的性格一般，太急太快了，如疾风骤雨一般，快得让很多人的观念跟不上，其大刀阔斧的改革，更是损害了太多太多人的利益。甚至改革集团内部，也同样因为路线领导权等问题存在严重的分歧
但在隆庆皇帝健康时，一切问题都可以克服。因为皇帝虽然无力制止大臣之间的争斗，但他知道该坚定的支持谁，并能给其坚定的支持和保护。这使朝廷不至于陷入无休止的争斗，锐意改革的臣子们也不用担心明枪暗箭，全速前进就是了
有的人，当他安好的时候，你感觉不到他的重要性，可当他一出现状况，你就会发现，自己的一切都乱了套。对于大明帝国来说，隆庆皇帝就是这样的人
分割
很久没有写回京城了，所以有必要将这几年的变化，以及一个宏观的背景交代一下，不然很难客观去看待后面发生的事情，客观评价那些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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