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替柏贵的耆龄,用什么标准看都是一个小人。
因为柏贵是他挤31走的,他向咸丰告了一状,用的是密奏。
柏贵升两广总督的时候,耆龄接替了柏贵的广東巡抚一职。
耆龄此前在江西做官,同时给湘军做督军,靠着曾国藩、曾国荃兄弟的战功,让他一步步爬了起来,爬到了广東巡抚的位置。
原本的历史上,两广总督应该是劳崇光,耆龄依然是巡抚,那个历史上,耆龄就在任上给劳崇光打小报告,状告劳崇光跟洋人太亲密。
状告上司这可是官场大忌,一旦事发,劳崇光肯定会给他穿小鞋,所以耆龄十分聪明的告诉皇帝,说劳崇光眼线太多,希望皇帝把他的密奏留中不发,就是担心皇帝明发的话,给他惹麻烦。
这是明显的打小报告的作风。
结果这个历史上,因为朱敬伦的运作,柏贵得到了收复广州的功劳,不但没有死,还坐上了两广总督的宝座,结果接替巡抚位置的耆龄是个小人,这个小报告就打在了柏贵身上。
历史上,耆龄没有告倒劳崇光,因为劳崇光毕竟不是真的跟洋人有猫腻,可是柏贵身上的猫腻太多了,最后事情还坏在了朱敬伦身上。
从帮助他收复广州开始,柏贵就对朱敬伦信任有加,这种信任成了制他死命的关键。
老实说朱敬伦的有些行为,在官场上是大忌,比如多次动员了各县乡勇,在柏贵看来,那是乡勇自发的行动,可是在有心人看来,或许没有证据,但是也能往朱敬伦身上赖。
耆龄状告柏贵的一条就是,扶植亲信,导致朱敬伦动辄勾连十余县,啸聚百万众。
同样还状告柏贵股息纵容洋人,死穴还是出在朱敬伦这里,因为他让赫德经营赤湾港,耆龄就说朱敬伦将县政权柄屈膝让与洋人。
这些借口,柏贵当然是不会信的,他被人借着朱敬伦打倒了,反倒更信任朱敬伦了,送他北上的时候,柏贵还安慰朱敬伦说,官场就是这样,尔虞我诈,让他不要灰心,继续跟洋人勉力周旋,等他到了京师,会将这些禀明皇帝的。
柏贵的信任,让朱敬伦颇多感慨,因为他觉得,人家耆龄说的真是有道理,难道历史上往往越是奸官,就越是聪明?
在柏贵眼中,朱敬伦做事的手段,确实有些异于常人,但要说他勾结洋人,柏贵是打死都不信的,柏贵一直觉得,朱敬伦对洋人的手段,是少有的强硬派,多次让他有种心惊肉跳的感觉,陈兵九龙,聚众与洋人对抗,这种人你说他勾结洋人,屈膝卑躬,这不是滑天之大稽吗。
至于说朱敬伦勾连十余县,啸聚百万众,纯属子虚乌有,证据虽然就是朱敬伦在跟各乡绅立约时候签的名字,但在柏贵看来,那是当地县令不作为,不敢承担责任,朱敬伦这样才是有担当,而他当时是总督,朱敬伦完全是为他担当的,加上谁都知道朱敬伦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朱敬伦是一心在为他柏贵做事。
因此最后他因为以朱敬伦为突破口告倒了,他并不记恨朱敬伦,因为他知道这是尔虞我诈的官场斗争,跟朱敬伦完全没有关系,就是没有朱敬伦,也有其他方法对付他,总之是他斗争失败了,反倒是朱敬伦,很可能会受他牵连,在广州做不下去。
因此柏贵临走前,朱敬伦来送行,他反而要安慰朱敬伦,柏贵倒不是说空话,他是真的打算到了北平,就替朱敬伦鸣不平的,他到北平也不是罢官,没想到恭亲王奕欣赏识柏贵在广東的政绩,不管是收复广州城,还是稳妥处理美国兵舰一事,都让奕欣看到了柏贵的能力,他觉得他的总理衙门很缺这号懂得洋务的人,因此奏请皇帝,调用了柏贵。
因此柏贵入京,也不一定是被告倒的,没准皇帝是考虑到了奕欣的请求,才调用的。
但柏贵觉得自己一个封疆大吏,突然要去总理衙门整天跟一群洋人打交道,虽然地位看起来很高,什么“一切均仿照军机处办理”,但那都是虚的,谁都知道跟洋人打交道就是麻烦,清水衙门也就罢了,弄不好惹祸上身,花沙纳不就是因为这种事揪心死的,老大臣桂良一把年纪前后奔走,也没落到好,让皇帝斥责糊涂,听说现在也病倒了。洋人就如同瘟疫,谁沾谁死,这已经成了官场禁忌。
柏贵的两广总督这几年当的再不舒服,到底是封疆大吏,一年怎么的都有十万两往上走的收入,去了总理衙门有什么?所以谁都认为他是被下放了,最多是明升暗降,仕途是走到头了。
但柏贵的品级在哪里,他觉得自己去了北平,一定还是能给朱敬伦这种小县官当一下保护伞的。
所以一到北平城,在总理衙门上差,他就跟奕欣讲了朱敬伦的事情,将前因后果都说的清清楚楚,将朱敬伦在新安组织军队,对抗洋人的原因说了一遍,之前奕欣还恼恨新安这个小地方不安生,让洋人老找他麻烦,一听是当地百姓聚众数万,朱敬伦对付洋人是假,安抚百姓倒是真,他这才平息了恼恨,他也知道广東人厉害刁蛮,械斗之事时有发生,打急了眼官府都不认,更何况洋人,要是杀了洋人,那才是给朝廷惹事。
听完柏贵所说,奕欣觉得这朱敬伦也是一个人才,既然广東容不下他,何不招来总理衙门做一个帮办章京,甚至总办章京也不是不可以的。可柏贵苦心陈情,说新安这里暂时根本不能把朱敬伦调开,那地方现在换了谁去,都要惹出事端,他还建言将新安升格为州,归广府直隶,也算给朱敬伦升一个官。
奕欣表示这件事还得跟两广总督商量,显然奕欣也不想太插手地方上的事情,耆龄也不是那么好惹的,他知道广東哪里的水深着呢,耆龄一直跟恒祺是一党,都是八旗权贵。
恒祺现在也早总理衙门办差,是帮办大臣。而恒祺的堂兄弟恒福之前就是两广总督。至于耆龄本人,人家姓伊尔根觉罗氏,带觉罗的,那就是跟皇帝家是亲戚,是红带子。奕欣闲职王爷当久了,谁都不想得罪。
因此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
可朱敬伦这边就难办了。
所谓树倒猢狲散,后台倒了也是一样。
眼见着登门拜访的人少了,过去登门送礼的人络绎不绝,赶都赶不完,可是突然之间就门庭冷落车马稀。
倒不是说所有人都势利,也不是那些人就那么舍不得那几个钱,而是因为趋利避害,朱敬伦得罪的人太多了。
他在新安这几年,厘局牢牢被他把持,每年一百多两百万两银子,不分给任何一个官员一毛钱,简直是罪大恶极,广東官场上早就拧成了一股倒他的势力。
但是之前柏贵坐镇两广总督,而且极需要朱敬伦这样的人帮他做事,因此完全满足了朱敬伦的要求,因为朱敬伦总是一次又一次的制造或者渲染险情,让柏贵觉得香港的洋人从来没有安分过。
所以柏贵允许朱敬伦截留所有的厘金,甚至导致柏贵要在其他府县竭尽全力搜刮民财,用来支持劳崇光在广西的剿匪行动,以及应付几个反割地州县的钱粮减免,现在的广州城,每一家商铺都要缴纳厘金,称为商厘或者住税,每一个关卡都要设卡征税,称作关厘,或者行税,其他各府、各县也是十步一卡的搜刮。
此举不但导致了广東各地的商业萧条,更导致了来到新安的商品价格高企,大大压缩了贸易量,这就是为什么明明朱敬伦在新安的商业制度已经很完善,可是依然跟上海没法比,甚至连福州也越来越不如的原因,只能勉强维持,不能扩大。
现在倒好,别说扩大,直接给人全部拿走了。
朱敬伦的手下都感到了沮丧,侯进甚至带头表示,愿意只领一半军饷,作为统领一万人的统领,他一个月月饷是一百两,不但侯进表态了,从军官到士兵所有人都愿意军饷减半,第一是他们真心实意的想帮朱敬伦渡过难关,第二是军饷减半后也比他们回家做工种地强。
但是朱敬伦不答应,他告诉侯进,让侯进告诉每一个士兵,朱大人一定会努力找省府给他们要到足够的工资,让大家放心。
接着很快朱敬伦就经常穿着破衣烂衫的出门见人,还时常穿成这样到军队中嘘寒问暖,询问士兵是不是吃的饱,又没人克扣他们的工资云云,这些人大都是宗族子弟,又不是客家人,就算不当兵也不至于饿死,当了这么长时间的兵,一个个都算是有钱人了,听说个个家里都张罗着盖房子、娶媳妇,军队中谈论的最多的就是,在给朱大人当几年兵,然后他们就可以去买几亩地,踏踏实实生孩子过日子了。
可突然各种流言就出来了,说朱大人为了给大家发饷,连家产都卖了,甚至有人亲眼看到朱敬伦拿一些旧衣服去当铺当掉。广府拿走了新安所有的关税大家已经知道,本来心里替朱大人觉得委屈,在很多人看来,那些钱都是朱大人从洋人手里赚的,广府凭什么要拿走。
但朱敬伦绝对不允许他们这么想,因为他们这么想,那就变成了他跟广府之间的事情,跟这些士兵反而没什么关系了,那么他发动政变的话,这些人怎么可能支持他,支持他就等于造反的情况下,这些人是不会出动的,就是个别感念朱敬伦恩惠的士兵,也会被他们的宗族绑回去。
所以必须让他们感觉到广府拿走了厘金,是拿走了他们的,不止是拿走了朱敬伦的。
让他们知道广府动了他们的奶酪,动了他们的利益,这样他们才会深有体会。
什么才能让人突然之间从每月五两银子进项,到一个子儿都没有来的有感受呢。
所以朱敬伦不给他们降薪,反而告诉他们,银库里就只有两万两银子了,大概还能发一个月,然后就得找省府要钱了,如果省府不给钱,他也没办法。
朱敬伦既然都穷的要当掉旧衣服了,那当然有理由找省府要钱,耆龄那边肯定是不会给的,他早就告诉过朱敬伦了,广西那边的兵更苦,都欠薪半年多了。
耆龄不给,朱敬伦就催。
一个月没饷银了,士兵们开始议论纷纷,两个月没饷银了,士兵们开始怨言四起,第三个月没饷银了,终于有人怒气冲冲跟发响的财务官发生了冲突。
朱敬伦知道这些人怒了,他的机会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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