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申时行辞相之时。
林延潮，邹元标二人都是朝野下公认的通儒，门人也是遍布天下，特别是林延潮，其林学与事功学派，以及跻身于理学，心学之后，为儒门第三学派。
其在信写到，见字如晤，得大宗伯之信，喜不不胜……信所言，对以约礼，对下以约法，一句胜道千言，千古治道尽括其。
约礼用繁，含于巨细之，对者应勤谏，分毫可谏。然而不可刑于者，以下凌则无尊卑可言。
信末邹元标又对林延潮变法之见批评了几句。
天下之利，莫过于定。天下之害，莫过于争。故礼不可更，法不可变，愈变则人心越乱。
一个哲学理论是否有生命力，在于时刻包容任何事务，并不断将之纳入自己的体系之，使之成为缜密的逻辑，用来解释万事万理。
邹元标显然也是这个层次，而他借用哲学的体系是程朱理学。
刑法对于老百姓而言，应该简单明了，容易让人懂。若是法律太严苛，并事无巨细的规定，不仅繁琐，更让皇帝与亲民官容易滥刑于百姓。秦朝灭亡是前车之鉴。
如嫖妓之事有伤风化，但在百姓与官员之间处置是不一样的。
但依周礼有‘春不采樵’之言，天子折柳树放大出去，天下老百姓每个人都效仿如此，大家都折几根不好了。天子身为万民至尊，在礼法当时时为万民的表率。
这也是授权者受责不受罚。
好以往大家都嘲笑程颐谏折柳如何如何迂腐，但程夫子复生，当面告诉你一句，那是约束皇帝的，你一个老百姓我才懒得说呢。
林延潮认真思考后回信给邹元标。
马屁拍完，林延潮开始反驳了其大意是。
至于刑不大夫，也不是保持尊卑，而是轻易苛刑于，这样无人敢于任事。
圣人曾言，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由是可知，十世之礼，可损益，百世之礼，可损益。
这里林延潮引用孔子的话来辩论，邹元标说礼不可变。
周公当年制礼乐时，仍担心君子不会跟随，但现在去周公制周礼已两千年了，我们却仍信心满满守着周礼不变，法古是落后于当下，拘泥现状跟不时代的发展。
循循相因，无疑于固步自封。千百年来以降，代代皆是大争之世。
林延潮洋洋洒洒写了几千字，心底激荡不能平，信到最末他不由想起严复的天演论。
这句话林延潮犹豫了很久要不要写。
但放在人？怎么能轻易说一个人有用没用？
再如残疾人，再如穷人，也用适者生存？
盛世百年让大大夫们缺乏忧患意识，从到下只想着如何搞平衡，这样沉睡的雄狮不抽几个鞭子是决计醒不来的。
二人都是同意将书信示于学生，所以书信内容由门下的讨论，传播了出去。
朝鲜国虽有听到风声，但国内官员下仍是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
播州的杨应龙暂时臣服，内心却对大明更加不满。
大明天子万历皇帝忧心于国本之事，想着如何拖一年是一年。
然而经过京师与无锡的书信往来，林延潮与邹元标两位朝野下最负盛名的通儒间对话，在当今官员士子之间激起了热烈的反响。
邹元标的犀利的言辞，也是毫不逊色。
从兴办义学，再到开办报社，然后事功学派的复兴，以及在读书人圈子里流传，还有科举的侧重，最后是林延潮礼部尚书的身份。
林延潮有些欣慰，自己这么多年的努力，总算有些成果，虽说成功尚远，但是孕育的土壤已是开始松动了。
在翰林院的新民报，方从哲自作主张将林延潮与邹元标二人的书信辩论直接在报刊发，并以翰林院的立场在二人的辩论后面发表社论。
这要是放在天理报刊发，以邹元标与自己的名人效应，对于天理报的销量而言，肯定是一个井喷。但是想想也是算了，毕竟在礼部的报纸登礼部尚书的章总是不好。
新民报定位是面向读书人层面并走大众路线，不怕别人说自己媚俗，也不怕别人笑话层次低，但在娱乐之余在时政的评论还是相对公正客观，选题侧重于经济民生，并尽量解释得通俗化，不是动则以经义糊弄人。
与邹元标辩论之时，林延潮也没有闲着。
吏科右给事李沂疏附和。
疏之后，申时行与许国通气后，决定如奏将事权还给礼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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