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民国地主不好当北方篇
之前闲扯了这么多有些跑题的话，主要是为了戳破某些民国崇拜者，简称“国粉”的真面目。以及那些高雅的“民国范儿”在一般庶民眼中的荒诞。
否则，不管我怎样描绘民国时代的日常生活，都总是会有人提出这些“历史发明家”的“新观点”，“证明”我写的都是一派胡言，并且指责我是在为粉饰历史。
下面言归正传，如果要穿越到民国时代，你会穿越到民国时代的什么地方
民国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从沿海到内陆，在全中国的不同地域之间，社会面貌差异极大。
当上海滩的十里洋场，已经亮起了绚丽多彩的霓虹灯光之际；西藏拉萨的农奴庄园，还处于中世纪的愚昧黑暗之中。英国人曾经把一辆小汽车拆卸开来，用驮马背着，翻山越岭、千辛万苦地运到拉萨。结果在拉萨把汽车拼装起来之后一看，发现这里首先没有司机，其次没有汽油，最后没有汽车能跑的路
鉴于上述种种天壤之别般的差异，所以我们在具体描述民国生活的时候，只能选择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地区作为样本，从而以小见大，映射出整个民国年代的社会风貌。
必须要明确一点，那些穿越到民国的现代人，在可以选择的情况下，除了少数想要搞红色革命的人之外，应该都不会愿意去当中下贫农或者拉黄包车的。而想要在民国时代过得比较体面，那么在乡下似乎就得当地主老财，在城里则要当小资阔少，或者索性直接当官走仕途
在这里，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民国时代地主们的生活。
在老一辈的很多人心中，最为经典的民国地主形象，恐怕莫过于白毛女当中的那位黄世仁了他们通过巧夺豪取占有了大量的土地，并且利用掌握的土地残酷剥削农民，不劳而获，侵吞着农民创造的财富，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
与现代那些经营大农场的农业资本家不同，那些传统的中国地主们，似乎根本不用关心选育良种、租用农业机械、采购化肥和农药，也不用关心如何兴修灌溉水利工程，而是把一切交给农民自己打理。
平时，这些地主们坐在家里只管享乐，有事情还可以征发佃农无偿服役。到了秋收的时候，就让管家带着一帮狗腿子到田间去挨家挨户地收租。万一年景不好收不上租子，则逼迫农民卖儿卖女来抵债，或者发一点善心，酌情允许他们减一点租子，基本上跟现代公司里那些等着分红的大股东差不多。
如此说来，地主的生活应该是十分轻松悠闲的啰
这个怎么说呢像这样悠闲宽裕的地主生活，在清朝的太平年景里倒是还有可能出现。可是到了兵荒马乱的民国年代呃只能说正应了那句老话：“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哇”
总之，民国时代的地主，并不怎么好当。
首先，民国年代是一个战乱频繁的时代，全国各地到处都是横行肆虐的军阀和土匪。四川从1911年保路运动开始到抗战前夕，一直在断断续续地打川军内战；河北省当时叫做直隶虽然位于京畿，却也因此而成了直皖战争，直奉战争，第二次直奉战争，以及蒋介石二次北伐的主战场。
更惨的则是河南地区，正所谓争天下必争中原，作为内战的重灾区，河南省在整个民国时代，总是不断地被各路北洋军阀还有流寇们一遍遍地洗劫白朗起义、镇嵩军、巨匪“老洋人”、红枪会、冯玉祥的国民军、北伐战争、蒋介石在1930年的中原大战最后全省流窜着40万土匪，几乎被打烂了。
在如此频繁的战乱之中，不要说升斗小民的骨头都填了沟壑，就连地主士绅的生命也毫无保障。
要知道，在民国时代的一大半年月里，中国都是一个无法无天的混乱世界。那些军阀们的兵马，在大城市里多少还讲点纪律，到了乡下就完全跟匪徒无异。
在清朝的时候，那些地方上坐拥广袤田土的地主缙绅们，往往有着举人、秀才、捐官花钱买的官，多为虚职之类的“功名”，不少人还有子侄或亲戚在朝廷内当官，从而编织出一张巨大的关系网。
哪怕是在征战动荡的太平天国时代，除了作为反贼的太平军、捻军之外，湘军、淮军、楚军这些挂在朝廷名下的兵马，通常也都会对他们有些顾忌，从而不敢劫掠得太过分。不管是再怎么跋扈的兵头们，只要尚未决心谋反，否则对待这些人脉关系盘根错节的地主缙绅，多少也会有些忌惮。
但问题是，到了破旧立新的民国年代，这一切护身符和特权就统统打了水漂。民国时代的兵痞和军阀大帅们，可都再也不会把清朝的功名身份放在眼里。该勒索就勒索，该屠杀就屠杀，根本不会客气那年头在乡下死一个人，就真是跟死一只蚂蚁没啥两样。
在杨白劳眼中，黄世仁无疑是主宰生死的存在；但是在手握兵马的军阀面前，黄世仁也就是个屁。
虽然地主们也试图走新时代的上层路线来维护自身权益，例如去竞选国会议员之类。但民国前期毕竟是一个“有枪就是草头王”的年代，哪怕你在北京跟什么高官攀上了交情，到了地方上也未必有用。
想法子结好当地军阀也是一条路子，毕竟县官不如现管。但问题是大多数的军阀旋起旋灭，这个“现管”更替得实在太频繁。士绅们刚刚花大钱投资下去，军阀就已经通电下野了于是又白忙乎一场。
其次，在民国初年的河北、山东、河南、四川这些战乱频繁之地，就算是遇上了不打仗的年月，军阀们为了供养庞大的军队，以及维持奢华的生活，从而摊派给地主们的赋税，也远比清末时期更加沉重。
例如四川全省在清末只需供养新军一镇相当于一个师12000人，外加差不多数量的绿营旧军，还有向云南、贵州、甘肃提供约250万两白银的财政补助。
但是到了1935年的时候，四川人需要供养的川军总兵力，却已经膨胀到了340个团，约84万人的庞大规模每年所需的开销自然是几倍十几倍地往上翻。在某些地方，农税居然“预征”到了民国一百年2012年以后再加上川军混战对地方经济的破坏，纵然是四川这样的天府之国，地主士绅们也同样叫苦不堪。
北方各省农村被“预征”赋税的状况，虽然不如四川这么荒诞，但由于自然条件差，灾荒频繁，民间财富有限，战争的破坏惨烈，实际的负担比例还要更加沉重。
当然，地主们也可以设法提高地租，把这些负担转嫁到农民头上。但是土地上的出产就只有这么多，哪怕不给农民留下一粒谷子，能够搜刮到的粮食也是有极限的。而军阀们发明苛捐杂税的本事，却是从来都无上限的，一下子搞出来六七十种附加税也是常事例如青苗捐、烟捐、卫生捐、青山费、马路费、招待费、人口税、花灯税等等。正所谓“自古未闻屎有税，如今只剩屁无捐”嘛
而且，在这些苛捐杂税之外，军阀们还喜欢向地主们以各种名义大肆摊派勒索，时常能让人倾家荡产。
例如在民国初年，陕西省便一边推行剪辫令，一边大肆摊派“光复款”。于是，乡绅们便领着村民围攻政府，号称“复辫豁款”我要继续留辫子，所以不交钱了。前清一众遗老遗少闻之，皆以为“人思圣清”
所以，在民国时代的华北和山东地区，尽管许多县里的地主豪绅，把实际地租已经收到了七成以上，还在荒年乘人之危，落井下石，利用高利贷来盘剥农民，把佃农们逼得只能把谷糠麸子当做主食，到了灾荒年月就要出门逃荒，乃至于到东北去“闯关东”。但是在军阀们的横征暴敛和土匪的肆意横行之下，除了极少数最顶级的大地主之外，大多数中小地主的日子还是过得很糟糕。
根据1930年的一份乡村调查显示，在民国年间的华北地区，由于科技落后，没有现代化农业系统，搞不到化肥和农药，即使是最好的上等土地，拥有最好的浇灌条件，每亩地的粮食产量也只有大概100公斤，约200斤，仅仅相当于现代华北地区平均粮食亩产的三分之一到五分之一。
所以，如果没有工商业之类的额外收入，只靠地里刨食，也没有办法逃避捐税的话。那么当时的地主家里，最起码要有200亩以上的好地，才能顿顿都吃白面馍馍，逢年过节吃一顿肉。
而在这个标准线之下的地主和富农，自家种的小麦就算磨成了白面，也不敢多吃，要拿出去卖钱缴税，以及换一些火柴、食盐、布匹之类的必需品，只留下棒子面、高粱面之类的粗粮来给自己果腹。
只有在每一年的初夏季节收了麦子之后，这些人家才能吃几顿白面做的面条，在他们看来，这已算是一种了不起的奢侈了，能够吃白面一直吃到八月的人家，已经极其稀少，更不用说吃上一年了。
至于更穷的贫农，每天能喝上两碗掺着树叶的番薯稀饭就算老天开眼了。
我们现代的农村常常摆设宴席，虽然菜肴不甚精美，但也是鸡鸭鱼肉一应俱全，还有香烟和好酒供应。而民国年代的华北地区，根据冯玉祥将军的回忆录描写，乡村里遇有喜庆丧祭之事，待客的席面却多半是“白菜豆腐泡席”，只有素菜而已白菜、粉皮、粉条、豆芽、豆腐泡等。饭是掺有很多细砂子的大米蒸的，吃时一不小心，就会把牙齿震掉感觉很像古埃及人的伙食。冯玉祥将军在河北清苑县住了十余年，也只吃过一次荤席，然而就算是那所谓的荤席，也不过每碗里盖了两三片极薄的猪肉而已。
当时算是小富之家的冯玉祥将军家里，吃饭的配菜也只有大葱、萝卜、咸菜，从来舍不得用油做一碟炒菜，荤菜自然更不用提了。更穷的人家连咸菜也舍不得吃，只临时泡点咸水下饭。
第三、民国时代的北方，一直在接二连三地爆发着可怕的灾荒。
例如从1920到1921年，华北四省区大饥荒，死亡1000多万人，灾民3000万5000万。
从1928到1930年，北方八省再次连续大旱，蝗、风、雪、雹、水、疫并发赤地千里，颗粒无收。此次灾情延续3年，造成的逃荒人流无法数计，倒毙在荒原上的饿殍最起码高达1000万。
陕西原有人口1300万，但在这三年大荒中，沦为饿殍、死于疫病的高达300多万人，流离失所者600多万，两者合计占全省人口的70。根据某些外国记者的描述，饥民的尸体经常在埋葬之前就消失了，在一些村庄，人肉甚至被公开售卖。
1942年，中原爆发大饥荒，“水旱蝗汤”四大灾害轮番袭击中原地区，1000万人口的河南省，有300万人饿死，另有300万人西出潼关做流民，人口瞬间削减三分之二。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贫苦农民固然是九死一生。地主们的日子也是惨淡无比。纵然家里屯着些粮食和银钱，也得首先拿出来招募家丁，购买武器，加高院墙，修筑土堡，抵御土匪和流民的劫掠，以及贿赂前来打秋风的军阀部队。能够维持生存就已是极端不易，更别提什么奢侈享受了。
最后，哪怕在诞生之前，乡下的农民也是整天抗租闹事，百般拖欠，想要把租子十足地收齐，基本就是不可能的任务。尤其是收成很差的时候，常有人卷了粮食弃田而逃，让地主家里什么都收不到。
这样一来，地主家就不得不养上一群打手，用以催逼佃农缴纳租子，于是又多了很大的一笔开销。
更要命的是，这些打手的忠诚心有时候也非常可疑，如果主人家表现的过于软弱或过于苛刻，有些没良心的打手甚至还会背地里串通土匪，里应外合干掉地主全家，然后自己把财产分了，当个小地主享福所以民国地主必须能打，正如当今的很多村干部一样。
鉴于上述这些情况，像电视剧里那种仿佛红楼梦里那座大观园的山寨版，宅院深深，丫鬟成群，锦衣玉食的奢华地主生活。至少在兵荒马乱、灾害频繁的华北地区，光靠从田地里收租子是很难维持的。
那些能够在乡下过着奢华生活的人，要么是另外有工厂、商行、矿山、鸦片之类的非农产业额外收入，要么就是最起码有上万亩地的顶级大地主。
但是，一旦某人的地盘大到了这样的程度，如果手里没有一支过硬的兵马，那么根本就看不住场子。而有了上万亩田地，又拉起了大票兵马的人，通常就已经是军阀而不是地主了。一旦被其他军阀击败，这些好不容易弄到手的土地，最后也别指望还能保得住。
所以，一旦穿越到北方的地主家庭，你想要学功夫高手整天跟人斗殴，倒是从来不愁缺少对手，基本上每年都有流民和土匪前来串门，地主土豪们也时常拉起团练彼此攻打。那年头每一个能够保住家业的地主，几乎都是打出来的。如果你特别能打，又有本事拉起一帮兄弟，那么就算是要像“樊哈儿”电视剧傻子师长的原型一样晋身军阀大帅，也是有一定希望的。
但是，如果你对打打杀杀之类的事情兴趣不大，只是想要过上比较现代化的生活，那么可就非常困难了根据1930年的一份统计，在河北清苑县11个村2000多户人家上万口人之中，总共只有自行车7辆、手电筒6个、热水瓶2个，而收音机则是一台都没有。
电灯和电话自然是不用想了，因为乡下一般根本没有电力，此外也没有自来水。如果还要自己弄发电机的话，似乎只有那些大军阀的家里，才能拿得出这许多款子。例如清末的袁世凯，在老家乡下退隐之时盖的别墅，里面就不光有电力供应，还拉了电报线，连私人电报房都有。
甚至就连普通的金属制品，在当时也是相当昂贵的东西直到1949年，中国还是一个纯粹的农业国，全国钢铁产量只有15万吨，刚刚够造北京奥运村的那个鸟巢。因此，当时乡下的普通人家里很少见到钢铁制品：农具往往只在最关键部位包上一层铁，独轮车的车轮是木头的，富人的马车才有包铁轮子。家里的水桶是木头的，水瓢就是一个大葫芦一剖两半。买一把菜刀就能让一户农民掏空一年时间节省下来的积蓄。
跟清朝相比，北方农村在民国年间唯一比较明显的“现代化”标志，就是较为普遍地用上了煤油灯，农村照明已基本被煤油取代在此不得不佩服一下美孚公司的推销能力。要知道，在当时的北中国农村搞什么煤油灯的市场营销，几乎跟在现代的索马里做小商品生意一样危险。
然而，跟之前的清朝相比，普通农民的生活条件非但没有更加的现代化，反而大幅度地恶化了为了转嫁军阀们的苛捐杂税，地主们普遍把种地的租子上涨到了六成至七成，若是只收五成租子的话，就已经算是天大的恩惠了。在缴纳了地租之后，佃农的余粮通常已经不够维持生计，为此不得不去借高利贷，从而陷入“借了新债还旧债”的螺旋陷阱，从而负债越来越高，最终家破人亡。
就算是有小块土地的自耕农，在承受了沉重的赋税剥削之后，同样也很难避开高利贷的陷阱，从而踏上破产之路。而且，按照一般的规律来说，越是小块的土地，就越是不容易保住遇到旱灾和蝗灾，军阀们自然会用刀枪逼迫你卖了田地缴税，而地主们则趁机压价强买；遇到大雨天，往往也会冒出几个很有良心的地主，组织狗腿子扒开大堤淹了你家田地，让大水冲走界标，然后再花几个小钱到衙门里活动一番，于是你的地就变成他们的祖业了。接下来若是不想被那些狗腿子打死，就还是早点收拾包裹跑路吧
最近总是有人吹嘘说什么民国时代的地主个个乐施好善、济贫济困，一边自己啃窝头一边却给长工送肉送白面，佃农的日子比地主老爷还要阔绰对于这些“历史发明家”的颠倒黑白，我已经真是不知该说啥才好了如果旧社会的地主当真那么仁慈豪爽，又为何要收六七成的地租，把农民活活逼死呢
总之，民国年间的地主，固然已经是不好当，但民国年间的农民，更是当都不能当了。
【在阅读模式下不能自动加载下一页，请<退出阅读模式>后点击下一页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