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 议事

  李侃的信使到李安军营时,李安正和底下的将领们议事。

  李安现在统两千人,包括他自己的一个都一千二百五十人,共五个营,穆仁裕给他加的七百五十人,三个营。

  总的八个营,其中李安自己亲领一个营,杨师厚领一个营,其他六个营分设指挥使。

  这两千人,有资格列席议事的,除了李安和杨师厚,还包括李安和杨师厚的营副指挥使、其他六个营的指挥使、监军使、推官、巡官、要籍,孔目官等,大大小小二十来人。

  其中,监军使是朝廷派的太监,推官、巡官和孔目官,是节度使府的官职。

  推官负责军讼,巡官负责巡视检察,孔目官负责财物会计。

  李安现在升了判官,够资格统领这些节度使的官职。

  李安他们议事到半程,卫兵来报,说李侃信使紧急求见。

  李安大致猜到李侃要请他干嘛,不过他也不避讳,让亲卫把李侃的信使请了进来。

  李侃信使进账,将贺公雅围住节度使府,要杀张锴和郭昢的事说了。

  李安听完,问道:“有信件吗?”

  “有。”信使呈上李侃的亲笔书信。

  李安拿过信件,看了一眼,露出一抹不易察觉的笑容。

  李安猜测,李侃交代过信使,如果李安不问书信,他就不必拿出来。

  李侃虽然看起来懦弱,但毕竟是做过节度使的人,心眼还是有的。

  没有书信为凭,以后可以随时把锅甩给他。

  不过李安也不计较,让信使去营帐外等候。

  等信使出门,李安道:“诸位有何建议?”

  “贺公雅和张锴他们怎么乱,毕竟是河东的自己事,如果我们宣武军插手,等于打了河东军的脸,河东其他将领恐怕会忌恨上我们。”说话的是前营指挥使赵敬忠。

  赵敬忠,宋州人,四十来岁,和李安的父亲李允是同袍,当兵二十余年,作战经验丰富,老成持重。

  “河东现在的事已经够丢脸了,短短一年余,换了四任节度使,窦浣因兵变被罢,曹翔死因不明,崔季康被张锴和郭昢所杀,如今贺公雅又闹兵变,若我们再不出手帮忙,李侃不知道还能活几天。”后营指挥使刘玘起身道。

  刘玘,汴州人,二十一岁,之前李安做伙长时就跟着李安,也是一路立功,靠着军功坐到的营指挥使。

  能跟着李安靠军功上位,其本人自是骁勇无比,每战必冲在前方,而这样的人,必然也好勇斗狠,杀心甚重。

  “刘军使这话我赞同,他奶奶的,就是因为河东这帮腌臜货频繁生乱,才让朝廷几万大军困顿于此,不仅讨伐不了狗娘养的李国昌父子,还两次惨败洪谷,让我们也跟着在此干耗着!我觉着,不如趁此机会,把晋阳城里的河东士卒全宰了!”左营指挥使雷邺高声道。

  雷邺,二十八岁,宋州人,屠户出身,十六岁时路见不平,杀人入狱,被当时还是县尉的张蕤宽纵,引荐参军,其勇猛和刘玘相当,也是屡立战功,但这么多年还是营指挥使,除了背后无人外,和其性格也有很大关系。

  “我们毕竟是客军。”右营指挥使朱元礼起身,“河东的情形十分复杂,若真把晋阳城里的河东士卒杀急了,河东的将士,豪族,甚至百姓都不会放过我们。但此事李侃以书信相求,李判官您又是代北行营诏讨先锋使,我们也不能不管,否则便有抗命和渎职之嫌。”

  朱元礼,二十岁,亳州人,宣武军世家,其父是宣武军牙将,他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能文能武,目前没立什么大功,但却坐到了营指挥使。

  雷邺向来瞧不起朱元礼这种关系户,骂骂咧咧的道:“照你的说法,帮也不是,不帮也不是,你说咋办?”

  朱元礼见雷邺不待见他,也不生气,微微一笑,道:“这事,还得看李侃想干什么。”

  雷邺不耐烦道:“现在情况十万火急,速速说来。”

  朱元礼道:“河东之所以走到今天这个情形,是积攒到现在的顽疾,被李国昌父子引出来所致。河东之前的几任节度使,都是文人,不懂带兵之道,与士卒离心,便以金钱赏赐,致使士卒越发骄纵。”

  “到了窦浣节度,李国昌父子谋逆,土团军士便要挟要赏,崔浣软弱,向大户借钱了事,以至于节度使失威。”

  “曹翔吸收了崔浣的教训,态度强硬,遇到要挟,均以杀戮了事。但曹翔杀戮太过,却不思抚恤,酝酿了更大的矛盾。”

  “崔季康也是文人,上任之后,另辟蹊径,想快速讨伐李国昌父子立大功,以在河东立威,但其谋略有余,务实不足,导致官军再次大败。官军两次失利,人心思变,加之当时正值冬日,官军又丢失了大批的粮草物资,士卒冻饿,便裹挟张锴和郭昢,杀了崔季康。”

  “现在的河东节度李侃,清楚河东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因此他想先稳定河东,再讨伐李国昌父子。他升用被裹挟的张锴和郭昢,以显示自己的大度,但是操之过急了。张锴和郭昢虽是被裹挟,但毕竟是杀了节度使,如此罪行,不过堂,不公告,便立刻升任。如此一来,别的人见杀节度使不仅不受一点惩处,还能步步高升,必然效仿。贺公雅就是那个效仿的人。”

  朱元礼一口气将河东近来发生的事理了一遍,其分析虽然略有不足,但针针见血。

  李安也颇受触动。

  在很早之前,李安对五代的印象,只是初步的以为牙兵猖獗,人人疯狂、嗜血、暴虐,对其背后的原因,知之甚少,对每个藩镇的情况也了解不多。

  这给他造成一种假像,让他以为解决五代问题只能有两个选择,要么以暴制暴,要么给够钱。

  但随着后来了解的深入,他慢慢意识到,五代问题的复杂,远不是用一个“牙兵之祸”可以概括的,他需要认真分析事情的来龙去脉,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实事求是,这样才能找到解决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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