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要推行什么样的新政，如今还没落实，只有苏松常嘉湖五府初步感受到了巨大变化。
白粮不需要民运了，这消息普通百姓其实还根本不知道。
毕竟解运白粮，那“佥派”的运役其实也与普通百姓无关，他们只是交粮交银罢了。
可应天巡按住在了一带，连抚按的衙署都迁到了苏州。
“……王大人，这些事县衙里派人去各里张告便是了……”
舒柏卿已经怕了他，但王德完坚持。
“陛下天恩，本官岂能怠慢？自当亲赴各乡里宣告。”王德完看着他，“今后五府都免了漕粮白粮解运之烦，实在是天大善政。舒知县，以本官看来，五府各县州该有谢表呈上啊，难道士绅乡民宁愿多出耗米耗银千里解运？”
“……王大人言之有理。”
谢表？五府士绅大户只怕快炸锅了。
“欺人太甚！”
顾宪成家里，顾允成接待着同乡士绅。
只见人人愤愤不平，还在说着：“泾凡公，顾氏一支也破了家，泾阳公难道就坐看朝廷如此欺压苏松常嘉湖五府吗？”
顾允成叹着气：“兄长在无锡城重建东临书院，你们自然也去拜会过了。白粮免民运，漕粮尽折金花银，这谈得上是朝廷欺压五府吗？”
“可……”
愤愤不平的人没办法明着把里面的利益挑明。
应天巡按亲自跑到每一里，当面跟乡民说如今田赋耗米有了定数，这就是断了地方官吏的后路。
白粮不用民运，负责组织白粮解运的士绅大户再没有了从多收耗米和贴银当中分润的余地。
金花银虽然只是四石折银一两，可过去的漕粮，他们用了各种法子交给势弱的运军，成本也不算高出太多——江南粮价本就便宜，何况他们还能以次充好、混入砂石糠谷、泼水加重？再加上私仓领兑时不便于查验，运军搬上了船就算他们已经交了田赋。
现在最主要的是：不能趁着解运白粮一路不经盘查、不用交钞关税银把更多粮食运到北边，后面难道做不成这生意了？
今年运河上，钞关对民船行商已经在严厉检查所带货物，按朝廷规定的税率交税。
如果用民船运粮食贩卖到北面，交那么多税，到了北京还要面对皇帝“严控粮价”，那还有多少赚头？
不能赚那么多了比杀了他们还难受。
“可什么？”顾允成自然知道其中要害，只是看了看他们，“莫非你们要步那百家后尘？”
可真要杀了他们，顾允成心想他们只怕还是觉得活着更好的。
“……泾凡公，其中也有顾氏一支啊！难道就任这样了？我们都盼着您二位能出面主持大局啊！”
“我兄弟二人只是教书先生罢了，也没有官职在身。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何况这次对五府百姓来说是善政！”
一群人面面相觑，眼里都是失望。
顾允成却又说道：“天时不同，年成还有别呢。沉住气吧，如今五府是风口浪尖。何况，新政哪有那么容易推行？”
他们还不知道北京城里皇帝阉了几个士子的事，不知道皇帝已经明确站到新党那一边。
率先要对此做出反应的是朝堂重臣。
再一次合议时，王锡爵虽然只是内阁大臣之中排名第三，但已经占据了主动。
而沈一贯、申时行都默契地不再阻拦大方向，只是从新政细节上开始提出“慎重”、“周全”的方案。
比如说……先拖时间。
干脆由北京户部花上足够长的时间，了解各地的赋税构成，从中枢把地方税则编定。
是过去就有的一条鞭做法，但每个地方的这条鞭，当然也不能完全一样。哪些是实物，哪些可折银，收多少，是一份庞大无比的工作量。
王锡爵直接呈请皇帝召开内阁会议。
他得确定沈一贯、申时行为什么要这么做，毕竟之前三人都在皇帝面前表态过的。
在其他朝臣看来，自然是内阁大臣在这件事上仍然有不同意见。
次日，朱常洛召他们三人到了养心殿。
“依臣看，自然是先继续清丈南直隶田土；有了勤职奖廉银，也要再行考成法！”
万历六年，福建率先试行清丈田粮。
历时一年多，福建完成了这项工作，然后铺开到了全国。
万历九年，顺天八府州县和南京锦衣卫屯田、山东、江西先后报告丈量完毕。
万历十年，保定、大同、蓟辽、山西、广西、应天、宣府、浙江、贵州、淮安、扬州、徐州、河南、延绥、湖广、四川、陕西、两广等陆续报告清丈完毕。
十一年，宁夏、甘肃、云南亦报告清丈事竣。
可以看到，哪怕张居正当时已经去世了，清丈田土的工作却没有立即停下来。
也可以看到，没有在那一轮完成田土清丈的，除了云南这种土司为主的地方，主要就是南直隶。
整个南直隶除了应天、淮安、扬州、徐州四府，其余诸府州之前都没完成田土清丈。
“陛下明鉴，如今只有区区数府不曾清丈、重造鱼鳞册黄册了。”沈一贯说道，“万历七年至十一年，大明该赋田土从五百一十八万五千四百顷增至七百零一万三千九百顷，区区数府，不是要害了……”
“诸省尽已清丈，独留数府，何以称公？”王锡爵行礼，“臣愿从自家起，先令清丈！”
两人都看了看他，这是效仿张居正吗？
当年，也是张居正率先写信回家，命儿子张嗣修严查自家有没有诡寄影射之田。后来果然查出来，张家名下田土只应该交粮七十余石，按张居正的级别当然是能全免了，然而在江陵县的赋役册里却写着“内阁张优免六百四十余石”。
多出来的，就是各色各样的人玩的手笔，包括张家的族人、家仆，也包括当地其他人假托张居正的名号买通了县里官吏。
反正记在张居正名号下，又有谁会去较真？
查出了问题，张嗣修按张居正的要求“本宅田粮七十四石例得优免者，尽数与小民一体当差”，连本该优免的部分也交了田赋。
“确实不公。”朱常洛看着沈一贯和申时行，“若按沈阁老说的数字，基本上是该赋田土凭空多了三成多？”
“陛下，多山之地能多出二三成，少山之地有多出五六成的！”王锡爵回答着皇帝，看着的却是两人，“若非张江陵之功，焉有太仓粟可支十年、积金至四百余万之宽裕，其后焉能胜了这数征？”
“为何不是要害？”朱常洛也问沈一贯，“是怕南直隶那几府乱起来？”
“陛下……”沈一贯诚恳地说道，“清丈出来了，其实也是投献之小民。江南赋税本就更重，如今若厉行优免，则赋役摊派自然是多过他们投献之钱粮的，要不然也就不会投献成风。南直隶那几府，若真是乱起来了，乱的实在会是小民。臣是觉得，不值当……”
“是有门路投献的小民多，还是仍担着赋税的小民多？”朱常洛又问，“担着赋税的小民，盼不盼着能多些投献之民把赋役摊派摊薄一些？那些不能逃赋税的小民要乱起来，过去那些忠顺良民能不能帮朕压着他们？若是压不住，是不是那些投献之民背后有人撑腰？”
沈一贯不说话了。
“公道自在人心。”朱常洛看着申时行，“申阁老以为如何？”
“……清丈吧。”申时行叹了一口气，“陛下天恩，免了苏、松、常民运之苦，百姓自然感恩戴德，些许投献小民焉能作乱？”
“那除了整个争议，听说如今主要就是沈阁老、申阁老认为该先由户部统一编定了各地科则，王阁老则以为该用考成法督促地方编定好呈报？”
“启禀陛下，正是。”王锡爵仍是看着两人，“由户部派员到地方详查各地实情，再一一编定，那要编到何年何月？没编定之前，那地方仍如旧例，勤职奖廉银难道年年由陛下掏空内帑？”
“再者，新政早有成法，无非是澄清吏治，让地方官吏能够厉行优免、厉行商税和钞关银、市舶银罢了，如此朝廷财计无缺，地方存留也能够支应勤职奖廉银和公办银。要澄清吏治，自然要考成，要京察！”
朱常洛听完点了点头：“两位阁老又顾忌什么呢？”
申时行苦笑道：“陛下，有臣等二人在内阁显得顾忌重重，总是好的。厉行优免事涉满朝文武，不是人人都能像元驭这般大公无私啊。恕臣斗胆，即便有勤职奖廉银和公办银，这澄清吏治可比清丈田土、厉行优免难多了。如今满朝文武担心的，是洪武年间戴枷办差那种旧事啊。”
“当下由地方自行编定税则，即便一县设一御史也是无用，自会先往多了去编定。再摊派下去，容易生民怨啊。不那么操切，缓上一段时间，先允地方多存留，地方反会先见到勤职奖廉银和公办银的好处。”
“至于这些银子从何而来，如今不如板子抬起来了却还没落下。他们心存希望又心存忌惮，这两年大约也只会先从没有出仕为官族人的乡绅人家厉行优免入手，既增了赋税又不让同僚难办。以为尚有转圜余地，也不至于畏难挂印而去。”
“过了两年编订了科则，再厉行考成法澄清吏治。届时那些无人出仕为官的眼见在朝在野大有不同，又有新一科取士，那自然是踊跃应考，不畏届时处置一批地方官而无人可补。”
申时行说完了这些才作揖：“臣是这么想的，陛下圣裁。”
王锡爵有些呆呆地看着他：老申好阴啊。
朱常洛若有所思：“就是说，先把官和绅分开对待？”
沈一贯点头：“激得士绅生怨，士林风议满朝文武，再厉行考成法澄清吏治，也逼得有官职在身之家同样厉行优免，那就容易多了。”
朱常洛却深深地看着他们两人：“落魄秀才造起反来，比官员们狠多了啊。”
“……京营练兵，也要数年啊。”沈一贯看着王锡爵，“若如元驭兄这般操切行之，莫非准备立即就应对这处处祸患？”
王锡爵一时分不清他们究竟是赞同新政，还是只巧妙拖延另藏祸心了。
朱常洛却明白了：他们两人既不想被皇帝惦记是真阻拦，也要向整个官绅阶层表明他们尽力了。
恐怕王锡爵彻底胜出之时，就是他们两人请辞回家之日。
钝刀真恐怖啊，但那些既不愿出来当官承担压力、还要在民间享受优待攫取利益的普通士绅，确实更加应该被第一批针对。
也就是他们，凭借人数远多于出仕为官者而掌握着真正的“舆论”。
朱常洛性情古怪：他还以为只有新党旧党，没想到这两个老家伙想搞什么执政党和在野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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