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二十九，在牛应元和王德完也赶到南京接旨的这一天，长江水师的座船抵达了镇江城外的港口。
在此停留了这么久的勇卫营终于拔营上船，往北面去了。
好消息是：这场倭寇劫粮的风波终于告一段落，大肆查问乡绅，江南也没怎么样，陛下至少是信江南之忠了。
坏消息是：北京朝参官们往南寄的私信和隐隐传开的消息显示，皇帝确实是在江南触目惊心的钱财问题面前退让了，可也在“失望”和“心寒”之中准备拿出法子改变这种现状。
萧大亨“以进为退”的做法到底是好是坏？浙党党魁派来的这员大将如今负担上了江南之重，是不是也有浙党和苏党朝争的因素在内？
听说朝会上，沈一贯委婉地为江南辩解，申时行和王锡爵更直言劝阻了皇帝进一步过问。
三个内阁大臣确实在关键时刻挡住了这桩大案没有愈演愈烈，却付出了江南实情曝露在皇帝面前的惨痛代价。
仿佛一切只是暂停，变故仍会再起。
成敬代表着皇帝宣抚各地，但萧大亨在成敬惯例不出席的宴会上才会说几句实话。
“说到底，是贪念迷了心！但凡江南能够多体谅一下朝廷财计艰难，焉会有这次祸事？本官不论你们心里怎么想，但始终要记住：物极必反，有舍才有得！陛下忧心朝廷财计是真的，朝臣之难也不是你们能想象的。”
萧大亨现在是既残暴、心思深沉又坦诚的形象：“要我说，江南逼迫朝廷也是有的！朝廷节流之余开源，不涉田土赋役，难道你们还想不明白？新增了二十万两金花银，难道你们不懂阁老们费了多少心神？张益他们，不也是怕不站出来会被你们为难？”
“……草民等不敢……”
“敢不敢的，事情都已经做了。漕粮以次充好，设私仓让运军前来领兑是有的，年年如此。隐田、隐丁，孝敬地方对赋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是有的。这些事本官一路走来也不是不知道。”
萧大亨盯着他们：“过去怎么样本官不管。你们若不想将来南下的不止勇卫营一掖，那就先帮朝廷把这财计难关过了再说！”
……
当南京有了一个“将功补过”的新户部尚书之后，皇帝终于不在江南降下雷霆之威，而是下了一道恩旨。
大婚之余，不仅仅是南直隶和湖广、江西、浙江，许多省份的许多府县都迎来了较大面积的蠲免。
就像是这蠲免恩典本就要在大婚时颁告一样。
但聪明的都知道：过去的积欠全部由江南大员和被查各家买单！
也是就此划一条新的线：以前的问题没太多好办法，那就算了吧，从此轻装上阵。但以后若还有这种情况，那只怕也免不了像江南一样，看看是哪里的官和士绅家来买单了。
勇卫营从播州启程开拔这一趟，总共仅花费了一些行银，但不知到底赚了多少。
之前不坐船，从武昌府一路从陆路走过湖广、江西到了南直隶的勇卫营现在适应坐船了。
长长的船队里，有罪员，也有许多箱子，堆了好几条船。
奏报已经提前发到北京。
九月秋高气爽，这是北京最好的季节。
朝参官们仍不知道皇帝对于自己呈上去的奏本答卷是什么态度。
而在这样的日子里，九月初六是遮洋总改制为商竞买运权的日子。
李三才和王承勋一直留到了此时，也知道就是旁听一下、走完这个过场就回到淮安。
江南大商陷身此前的风波，哪里还有心思来沾染这件事？
最终参与角逐的昌明号展示出恐怖的实力，勋戚的背后竟还有皇帝，那谁又能来争？
南京户部尚书换了人，虽然新增金花银由单仍由南京户部负责分派，但这新增金花银却又是由皇帝谋划的昌明号来承运，最终还是被捏在了皇帝手上。
次日的朝会上，昌明号明面上的大东主王珣登堂入室，竟蒙恩允上朝会，赐了七品官服。
因为他们花了整整六十八万两，只接收了一共四百二十七艘在册遮洋海船和位于直沽的一片驻地，包含了官衙和运军屋舍、港湾和已经裁撤掉的临清卫河船厂之下位于天津一带的三个旧船厂。
此外还得负担接收如今已属于遮洋总的运军官兵，这个按照如今统计出来的实际人数，是一千六百九十三人。若按名册，则过万。
那所谓在册四百二十七艘遮洋海船，真正还存在的，恐怕刚过半数。
给朝廷一次性解决了这么大的负担，贡献了这么多银两，赐个七品官袍过分吗？
但对王珣来说意义非凡，他正式在朝堂上跪拜谢恩，称臣。
“自南解运新增金花银，自通州岁运二十万石粮去辽东，输卖朝廷赈济粮去朝鲜，朕盼着你们把这三件事做好。这些都是一年一结的事，你们自负盈亏，只要不是频频漂没，总归是一桩稳赚的买卖。”
朱常洛勉励着他，又派了另一个驸马都尉王昺去昌明号任监督，然后王珣就先谢恩退下了。
按旧例，一两金花银的解运，耗银和其他杂费有一钱六分六厘。这个毛利率虽然只有一成，但以昌明号实力，只不过周转平账罢了。二十万两金花银的毛利就是二万两，这些钱显然是能直接在江南采购其他货物来贩卖的。
而辽东仍然需要送去一些本色粮食，二十万石岁粮的耗米就有四万四千石，这四万四千石耗米则是输运辽粮的毛利。以辽东粮价，这批粮食价值不菲。
至于本来算作援助朝鲜的赈济粮，现在新君“小心眼”，通通是卖给朝鲜。
对昌明号来说，无非是拿到粮就按照朝廷已经商定好的“赈济价”买好，运到朝鲜之后再卖出去。至于去朝鲜那边卖多少钱，收的是银两铜钱还是其他货物，那朝廷不管。
对朱常洛来说，过去遮洋总因为是官军编制，又因为河运、海运之争，漂没众多。
是真漂没还是假漂没，船行海上，不好监督也不好追查。
而除了运漕粮，其余时间漕军也处于休息状态。
现在这昌明号遮洋海行自负盈亏，漂没就算是自己的损失了，自然要肉痛；其余时间提高海船和收编进去的原官兵的效率，这才是值得的。
等王珣离开之后，朱常洛才又命人抬了两面屏风出来。
对这种形式，朝参官们已经见怪不怪了。
“江南的问题，卿等都被奏本呈了进来，朕也一一看了。”朱常洛指了指两面屏风，“仅述江南赋役，仅述江南吏治，朕命内书房把卿等提议的举措都理了出来。田义，你先念一念。”
自从皇帝开创了这种“提出议题、密奏献策”的法子之后，每次被内书房汇总提炼出来之后，朝参官们都有一种十分古怪的感觉。
因为每个人或许只是从各自立场和考量，避重就轻地说上那么一二三四条，但最终呈现出来的对策总是很丰富。
咱也不知道是不是真有人提出了那些“狠”招，咱也不敢追问皇帝。
万一质疑皇帝夹带私货，然后那边真的翻手拿了一道奏本出来呢？
实则也没必要追问，皇帝用这种方式提出他自己的想法已经足够委婉了。
田义一条条地念着，朝参官们听得渐渐心惊。
这次狠招不少啊：包括让各地巡按在巡视地方时着重监督地方官吏是不是严格落实了官绅优免政策，存不存在多免甚至全免？不同府县的科则是不是要报两京户部审定再施行？徭役佥派是按丁数还是按田数，要不要也落实到有优免的官绅人家？
种种迹象都表明，这似乎是要为大规模的新政做准备。
萧大亨审出来上百家江南“高姓”额外优免偷逃赋役，把负担转移到普通百姓头上。通过地方摊牌和赋税征收过程中的种种手脚提高了从百姓手中的实征数量，再加上折成金花银的本色正粮运作、报灾形成部分积欠之后，每个地方每年理论上还是都完成了赋税任务。
但人丁繁衍、精耕细作、开荒辟地、兴修水利之后，地方的产出远远不是国初时可比。
朝廷是定额征收赋税，现在两百余年的沉淀下来，朝廷为财计艰难而烦恼，江南仅仅查问了三个大员和上百家没有人正出仕为官的乡绅之家就平了过去这个阶段积欠的账。
为难至极的开源节流在这个事实面前显得像个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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