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陛下！”申时行顿时回答，“金花银乃天下臣民孝敬于君父，天下哪有这等不忠不孝之臣，要天子自损金花银以施恩天下？”
“但劝天子节俭者前赴后继。”朱常洛并不太客气，“天子若节俭，金花银少些有何不可？天子若奢侈，纵然总是蠲免，想修宫殿，想要奇珍，一样安排了岁办坐办下去。”
“陛下……”
申时行看向他的眼神有些恳求，但朱常洛却说道：“阁老坐下说便是。”
等他坐下了，朱常洛又先开口：“朕岂不知蠲免可收民心？但这个民，到底是哪些民？”
这次包括田乐在内，脸色也都变了变。
沈一贯不禁看向了他：要把皇帝其实懂得颇多的一面，让更多人知道了吗？
朱常洛也看了沈一贯一眼：“首辅也说了，天下臣民当共体时艰。朕自然愿意施恩天下，若朕下旨，此后金花银可减为五十万两，其余折银之粮解送京城计入户部，会普天同庆吗？”
陈蕖情不自禁地说道：“万万不可！”
“为何？”
“……”陈蕖有些后背发凉地看向三位内阁大学士。
王锡爵“哼”了一声，然后开了口：“有什么不能说的？四石粮折金花银一两，正统年间至今从无更改！若百万金花银减半，按如今漕粮改兑后一石粮折银近一两来看，那五十万两金花银便该两百万石粮！漕河一年输运不过四百万石，早已不能多运。多出来两百万石粮，若以漕粮折银来算，便要一百八十万两银子！这样折，北京户部愿不愿意？江南诸省愿不愿意？”
他说完才站起来朝朱常洛作揖：“陛下，万不能如此！不言蠲免，天下有些人无非心中有些许怨气。若金花银减半，那才是当真会有大乱！”
朱常洛先挨个看了每一个人，而后笑道：“看，这就是账目上的数字游戏。金花银本是为了减少解运损耗想出来的法子，到了如今却有了这般变化。王阁老这么一算，如果金花银减半折色，我大明财计本该另有一笔一百三十万两岁入的。这笔钱去哪了？”
陈蕖面色苍白，此时仍旧站着。
田乐叹了口气，站了起来说道：“陛下天资卓成，臣斗胆谏言，此事牵连重大。正如王阁老所言，万不可如此，否则天下定有大乱。”
“御前议事，并无定论，摊开了聊一聊罢了。卿等坐下说话。”
大明的财计是一本糊里糊涂的帐，现在朱常洛拿金花银举例子，掀开的只是冰山一角。
朱元璋固然雄才大略，财政上由于元末明初特殊的形式定下了实物赋税制也就罢了，偏偏他还搞了个祖训，让后世子孙不得轻动。
在物资匮乏的阶段，实物的流通当然是符合庞大帝国财物需要的。
但帝国恢复到一定经济水平之后，仍旧死守着实物赋税制度，那就有点离谱了。
而它们能被保留至今，只在有些方面折银，那自然是由于帝国的高管们发现这样很有操作空间。
拿金花银举例。
财计大事，莫过于禄饷。大明财政收入，首先可以大体划分为两个大方向：一個是给皇室宗族的岁供，一个是其他。
皇帝为了自己的生活，紫禁城里的主仆都靠皇帝养着；为了坐稳江山，要给在京的文武群臣发俸禄，要时不时赏赐，要负担那些只对皇帝负责的部门的开支。
都城还在南京时，啥都是朱元璋的，那个时候户部还没有太仓库，他尽可支配。
朱棣迁都北京后，财税重心却在南方，那么就要运大量钱粮物资到北京了。
皇帝、妃嫔、皇子在北京，大多数勋戚在北京，还有那么多的京官、京营。
他们的消耗是个巨大数字。
整个大明，田赋约在两千七百万石上下。这其中，约四成要留在地方，剩余六成则需解运。
这六成之中，又有四成征收自北方，基本要用作九边军粮；剩下六成约一千万石，百余万石留南京，剩余本该悉数解运到北京。
但一条漕河，一年运力大抵也就运四百多万石粮入北京。
而粮食从南面运到北面，一路上解送、损耗也是个巨大数字。
正统初年，朱祁镇还年幼，官员们想了个法子：运力不够，而漕河运粮主要便是为了皇帝岁供和京官、勋戚、京营俸粮，顺带供应都城百姓。
京城其实每年也吃不完八百万多万石粮食，粮食放着便坏。
不如这样：把该解运至北京的四百万石粮食，四石粮食折银一两，计有百万两，直接运银子到京城。这部分银子，全给皇帝，那么还可以再运粮四百万石抵京。
既满足了京城的粮食所需，又完成了田赋收入该有千万石解送至两京的任务。
没什么大问题，年幼的朱祁镇和当时的张太后也不懂太多，开心地接受了。
至此，大明帝国定额的田赋里，差不多有百分之十五的份额永久地固定了下来，折银百万两解送京城入内帑，是为金花银。
朱常洛平静地说道：“岁供折银，与民来说自然是避免加收耗米、征发解运徭役的善政。但是，金花银由单都发给了哪些府？”
所谓由单，便是朝廷划分好这部分折算成金花银的税粮份额给各省，各省再对自己分到的份额进行切割，派发到府州。
皇帝说出此话，众臣都沉默不语。
如果说是为了避免损耗，这一百万两金花银，自然该划分给运送损耗最大的偏远地区才是。
但实情呢？反倒是分布于运河或者长江等船运最为便利的的南直隶、江西、湖广、浙江、山东、河南等地。
更具体一点就会发现，还往往是各地相对富的府。
再发散一点还会发现，这么多年来份额的分配还往往与这些地方的科举成绩如何有正相关的趋势。
“下面就不需要朕言明了吧？”朱常洛看着他们，“虽已折成金花银，但由单所派府州，解运加耗一样在收。”
运粮食有加耗，运银就没有加耗了？要换成银子，要重新融成符合规格的金花银呢。
陈蕖听得大汗淋漓：皇帝这么懂吗？
其实地方上，从百姓手上收上来的仍旧是实物。
最终到了户部，也只核对各地应送到的金花银数目。
这漫长的过程中，其实并不必千里迢迢真把银子从南方运到北方：如果在北京有人能直接拿出相应数额的银子，不是省事了吗？
其次，获得份额的地方上收上来的那部分粮食，按照一两银子四石的比例，这部分粮食就不用运到北方了，可以留下来。
是卖还是用，卖给谁？卖价多少，那还用说吗？
一石粮食如今的售价又是多少？
北方大约十一钱到一两，南方大约八钱到一两，这是没有大规模天灾的情况。
如果特殊时候，米价涨到二三两甚至更多也是有的。
也就是说，如果获得了金花银由单的府州有人出面把本府州应交上去的金花银承担了，那么那些粮食自然可以归他处理。
四钱银子一石，转手就是至少一倍的毛利。所得净利，商量好分成比例就好了。
于是最后，在北京的皇帝只知道自己每年固定有百万两白银入账，地方上的百姓仍旧上缴田赋以及各种加派、役银，而地方上的官绅总是抢夺着金花银份额、找各种原因拖欠金花银外的其余赋税、每逢“喜事”就盼着蠲免。
这便是从金花银入手的大明财计艰难真相之冰山一角。
如此金花银，上至天子，下至官绅，谁不称妙？
劝皇帝节俭，却从不劝减少金花银，原因就这么简单。
都是生意。
“国库空虚，财计艰难，年年都在喊。”朱常洛静静说道，“朕也不会就此大动干戈。若有地方因未言蠲免便不归心，明年金花银便不派该地，朕倒想看看他们不归心是想干什么。”
陈蕖听得心里一颤：这两件事还要挂钩？
朱常洛却继续道：“朕可以装糊涂，但别真的当朕糊涂。财计艰难是事实，有些府州因为灾祸，百姓负担过重，也确实可以酌情蠲免，但那是后面一事一议的恩典。举国蠲免？哼！无非数年一次，助长地方寻由头先积欠着、再待时蠲免的风气罢了！这份民心，也配称忠孝？”
用这一个简单的例子，三个内阁大学士之外的所有人正式认识了新君。
田乐是早就认识过的，但此刻仍心动神摇。
如用兵，多么直击要害的一招？但是太险了，直趋要害，锋芒毕露后便是群敌环伺。
“财计为何艰难，朕心里有些考量。”朱常洛又说道，“卿等心里应该也是了然的。朕奏请父皇和皇祖母撤了矿监税使，盖因这法子解决不了问题。今日留卿等议一议，就是看卿等有没有法子。诚如登极诏所言，节流一事，朕亲为表率在做了。如何开源，卿等为朕解忧。”
没一个人能立刻开口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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