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4章 竹书纪年

  方孝孺并没有拒绝这个邀请,他也想通过对方,多了解一下太孙。

  且陈景恪既然是伴读,太孙会的东西他应该也会,说不定就对自己有帮助了呢。

  于是两人就离开皇宫,找了一家酒楼要了一间包厢。

  一开始双方都没有谈正事,而是假借寒暄了解对方的情况。

  陈景恪这才知道,方孝孺的父亲竟然是被空印案牵连被杀。

  这让他唏嘘不已。

  他一直都认为空印案是朱元璋太敏感。

  所谓空印案,起因是一个从元朝时期就存在的制度缺陷。

  具体来说就是:

  按规定,每年省、府、县都要向户部呈送钱粮及财政收支、税款账目。

  户部与各省、府、县的数字须完全相符,分毫不差,才可以结项。

  如果有一项不符,整个账册便要被驳回,重新填报,重新盖上地方政府的印章。

  可是当时的赋税多为实物,大部分都是粮食,而粮食在运输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缩水等情况。

  所以,按照正常手续,写好账册再往户部送,这账永远都对不上。

  离应天府比较近的地方,大不了再回去一趟,重新填写一份账册。

  云贵和四川这些偏远省份怎么办?

  就古代那种交通条件,一来一回就要几个月乃至一年。

  搞不好遇到水土不服,小命就没了。

  于是大家就想到了这个办法。

  空白账册盖章子。

  等粮食运送到户部称重,再填写数量。

  这种方法从元朝一直沿用到明朝建立,足足用了一百多年。

  朱元璋发现这事之后,根本就不加以甄别,直接将所有涉案人员全杀了。

  有人认为杀的好,也有人认为那些人太冤了。

  陈景恪属于后者,他确实觉得这事儿太冤了。

  打個比方,你去一家公司应聘,公司制度有缺陷,会导致你的工作没有办法进行下去。

  但这个缺陷已经存在了上百年,始终没有人完善。

  且前人也想到了一个办法,能让工作正常进行。

  你的前任,前前任……往前几十任,都在使用这个办法。

  你坐上这个位置之后,用不用这个办法?

  不用?

  那直接换工作吧。

  用?

  忽然有一天,公司说你利用这个漏洞谋私,将你告上法庭送进了监狱。

  你会怎么想?

  空印案的情况差不多就是这样。

  正常来说,发现这个缺陷之后,应该先进行完善,然后警告所有人不许再犯。

  再有人犯,就从重处罚。

  如果心里实在不舒服,可以抓几个典型杀了震慑一下其他人。

  朱元璋不一样,他先把人都杀了,然后再完善制度缺陷。

  关于此事的是非曲直,前世一直存有争论,陈景恪也在网上和人打过嘴炮。

  不过后来想想,属实没必要。

  历史本来就是任人评说的,每个人所站的角度不一样,得到的结果自然也不一样。

  实在没什么好争论的,大家求同存异就好。

  方孝孺的父亲被杀之后,他依然苦学不辍,最终获得郡学训导举荐。

  当然了,他‘宋濂学生’的身份也帮了大忙。

  毕竟,宋濂可是江浙派系核心人物,人虽然不在了,关系网还在。

  而方孝孺也确实优秀,有资格借用师父留下的关系网。

  今年参加科举,他可谓是雄心勃勃。

  然后就遇到了朱雄英,被当头一棒差点打的道心破碎。

  听到这里,陈景恪心中暗笑不已。

  建文三傻,谁见了不想踩一脚。

  当听方孝孺说,他准备放弃科举,回乡重新学习的时候。

  陈景恪非常的惊讶,发自内心的佩服。

  方孝孺政治上是很幼稚,但也是一个纯粹的君子。

  这样的人,要么是国家栋梁,要么……建文三傻。

  只希望他真的能被打醒,别再搞什么复周礼,也别重蹈前世覆辙。

  后面朱元璋召他入宫,陈景恪猜到了。

  但让他参与编写《华夏简史》,着实出人意料。

  可是仔细一想,又不得不承认,这简直就是最适合他的工作。

  整理史书的同时,也能参悟属于自己的道。

  朱元璋用人之高明,可见一斑。

  由此也可以看出,老朱对方孝孺还是很重视的。

  当然,这和朱雄英也有直接关系。

  毕竟,他当了朱雄英展示才华的背景板,还是第一块,老朱多看他一眼也正常。

  陈景恪自己的经历就简单多了,自幼学习家传医术,揭皇榜救了太孙。

  被陛下器重,成了太孙伴读。

  这些方孝孺早就知道了,毕竟太孙身份特殊,关于他的一切都被大家所关注。

  陈景恪的经历也早已为人所熟知。

  互相介绍了身份,又有酒楼那事在,双方很快就熟络起来。

  方孝孺终于忍不住,将话题往周礼和朱雄英那番话上引导。

  陈景恪对他印象挺好的,就决定多点一下他。

  “方先生,你一直推崇周礼,可又有谁知道周礼是什么样子的?真的有你想的那么好吗?”

  方孝孺正色道:“陈伴读何出此言,周礼就在九经之中。”

  陈景恪笑了笑,没有直接回答,而是问道:“方先生如何看待《竹书纪年》。”

  竹书纪年?

  听到这个名字,方孝孺脸色剧变。

  “此乃晋人杜撰而成,陈伴读提它作甚。”

  陈景恪并不意外这个回答。

  因为《竹书纪年》否定了许多儒家赞颂的圣贤,向来被儒家视为洪水猛兽。

  这部书出土于晋朝初期,是盗墓贼在一座战国古墓挖出。

  晋武帝命人将竹简收集起来,进行整理抄录。

  然后就发现,这是一部记录了从五帝到夏商周,再到战国时期的史书。

  且上面的许多记录,都和史记不同。

  很多事件,更是和儒家宣扬的圣贤思想,完全相违背。

  比如禅让制,在儒家吹捧里是圣贤有德者居之。

  然而在竹书纪年里,却充满了血腥味儿。

  还有伊尹和太甲。

  儒家故事里,太甲无道伊尹将其废除,太甲洗心革面,三年后伊尹将王位还给他。

  这是多么美好的故事,狠狠的吹捧。

  然而在竹书纪年里,伊尹废除太甲后自己当了王。

  七年后太甲潜入王都,杀死伊尹夺回王位。

  类似的案例,不胜枚举。

  这相当于是把儒家的老底儿给揭了,自然遭到了儒家的抨击和抵制。

  不过当时儒家并未做到一家独大,他们的抵制并不影响竹书纪年的传播。

  后来纸张普及,传播的范围更广。

  其上记载的内容,被许多人所认可。

  唐朝时期认可这本书的人尤为的多,很多人自己写书的时候,都会因为上面的记载。

  但宋朝时期,儒家彻底完成了独尊,《竹书纪年》自然被视为歪理邪说。

  没多久就散佚了,只有部分流传下来。

  陈景恪当着方孝孺的面提这本书,无异于当面打他的脸。

  但他今天就是奔着打脸来的。

  所以见方孝孺如此激动,他意味深长的道:

  “如果我说,我看过一本楚国史书,与竹书纪年记载大同小异,方先生作何感想?”

  “或者,对方先生来说,是真相重要,还是儒家需要的真相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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