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35年7月10日，陈国政府在华阳县镇压了一起未遂叛乱，抓捕了十九名意图发起暴动的阿卡迪亚人，其中还包括四名天主教阿卡迪亚教区的神父。
经过一场公正的审判，为首的五人均以煽动暴乱、颠覆政府的罪名被判绞刑，剩下的十四人分别被判处八年到二十年的苦役。
同一时间，陈国政府出动武装乡兵五百余人，在“向导”的带领下，突袭了两处亲法的米克马克人部落，杀死了超过二百六十多名土著，其中有大量妇女和儿童，是为震惊中外“七月屠杀”。
然而，令人非常意外的是，临近的法属殖民领地却对此保持了罕见的克制，虽然法国当局就此事向齐国人发出了一番措辞严厉的批评和警告，但并没有予以相应的武力报复。
位于小宁河北岸的法国人除了继续修筑博塞茹尔堡外，也没有做出任何军事进攻的举动，只是隔着着河水与齐国武装人员进行对峙。
据悉，齐国人从北大西洋调派了两艘战舰来到了阿卡迪亚，并一度游曳于罗亚尔岛的路易斯堡和圣约翰岛的拉茹瓦港附近海域。可能是感受到一定的海上威胁，故而才暂时打消了法国人的接下来的报复行为。
暂且不表青川府齐法之间的军事对峙，被陈王任命的全权特使、陈王府军务司负责人熊伯钧却带着几名属员乘坐一艘隶属于陈州贸易商社的机帆船悄然来到了波士顿，准备面见马萨诸塞议会大议长加诺温格，协商两地之间建立更为密切的“友好同盟关系”。
熊伯钧之所以没有去找马萨诸塞总督，盖因这块英属殖民领地的实际军政大权都掌握在议会手中，而不是作为英王代表的总督那里。
在陈州数年时间，陈王府除了对北方的法属新法兰西领地进行过深入了解外，还对整个北美大陆实力最为雄厚的英属十三块殖民领地做过一番细致研究。
英格兰在北美东海岸所建立的殖民领地总是让人觉着古怪，这个系统松散、臃肿，正如许多英格兰人自己那样。
从詹姆斯敦和五月花号的年代开始，几乎每一个殖民领地的形成靠的都是民间商社企业，这与齐法两国以政府为主导的殖民开拓所截然不同。
他们小本经营，是独自摸索的冒险者，为了追寻利润或是为了上帝而来。每一块殖民领地的建成都是一次伴随着错误的痛苦试验，却很少得到王室和政府方面的有力引导，更不消说财政支持。
据说，在早期开发美洲的时候，英格兰王室手里压根没钱，无法负担得起它在大洋的另一端去冒险，建立一块又一块的殖民领地。
于是，王室便签发了一张又一张特许状，让英格兰子民去承担移民和开发殖民地的风险。因为没有投资，王室就永远不可能仅靠皇家法令来统治马萨诸塞或是切萨皮克。
一些清教徒移民是为了在北美大陆寻找救赎，其他人是为了获得土地或海狸皮。所有移民的动机很复杂，许多人来得并不情愿，他们可能是罪犯或契约奴，被地方法官或急于摆脱他们的亲戚送上了移民船。
但不管怎样，这些陆续建立的殖民领地在获得充分开发后变得愈发丰饶，而殖民地的子民也向王室表示了忠诚，商人和投资者可以在利益的刺激下，也会自发地出资扩张领土，有了上述三点，使得英格兰王室和政府乐于维持这个系统的现状。
不过，英格兰王室也不是没想过，要将英属殖民领地变得像法国人那样，变成国王的封地，这样一来，就可以随心所欲的自行支配。
信仰天主教的詹姆士二世，在他短暂的在位期间，就尝试推行一套严格的管理体系。他任命了一位总督，把纽约和新英格兰都划归王室的独裁统治之下。
在王室的直接统治下，让自由自在惯了的英属殖民领地的臣民们感受到无比的痛苦和煎熬，自由被剥夺，权利被侵犯，贸易也遭到压制，尤其是在富庶的马萨诸塞领地，经历了一段“艰难而困苦”的岁月。
好在，这段统治很快就结束了，伟大的光荣革命将詹姆士二世推下了王位，恢复了新教徒对王位的继承，原有的殖民体系得以恢复、改进并得到加强，但绝没有任何接近专制统治的地方。
之后，斯图亚特王室只能跑到国外去流亡，英格兰国内环境变得更加稳定，整国内也减少了对宗教的狂热，增加了自上而下的有效管理。
当汉诺威王室成为英格兰国王时，这个国家已经具备了像齐国那样的现代政府的雏形--常备军、可靠的税收和中央银行，以及形式多样的融资手段。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大部分时间，英格兰都处于和平状态。
但即使这样，当王室和政府本可以利用这难得可贵的平静时间来改变经营殖民领地的模式时，却依旧维持了让私人经营的体系。
因为，这套模式看起来一直运转得非常好。
英格兰政府想当然地认为，殖民地的最大的益处在于为本土输送出木材、蔗糖、焦油、烟草和粮食，或作为一种战略手段来防止西班牙和法国控制大西洋。
那些殖民地的人们既是新教徒，又那么的忠君报国，并能管理好他们自己的事务，为何还要浪费王国财政增派一大群皇家官员过去呢？
当然，每个殖民地是应该有几位王室委派的官员和必须遵守的规矩，每座新的种植园开办也必须要获得王室的批准，并由王国政府的白厅签章，印发一份特许或执照，明确规定领地的范围和许可的事情。
虽然，这些文件很长，并且充满了法律术语，但实际上却给申请者留出了相当大的自由操作空间。
每个殖民地都有一个立法机构来制定法律、收缴地方税，还都各自配有民兵武装。除了不能彼此开战外，英格兰政府对这些殖民地完全禁止的事情只有两件:殖民领地通过的法律绝不能与英格兰的法律相冲突，以及殖民地绝不能损害到英格兰经济利益。
否则，这个殖民领地就毫无益处了。
每个殖民地都必须服从英格兰颁行的《航海条例》，要求所有贸易必须使用英格兰或其殖民地的船只运输，经由英格兰的港口。
除此之外，这些殖民领地便可以为所欲为，享受他们无限的自由。
包括弗吉尼亚和马萨诸塞在内的大多数殖民地，都配有一名英格兰派来的王室总督，监督他们的立法机构。
其余地区的地方长官都是自己选举产生。
哦，也有例外，马里兰和宾夕法尼亚两块殖民领地则是由英格兰本土的凯尔菲特家族和彭斯家族世袭传承，但也设立了议会，以及相应的立法机构。
一百多年来，这种交由北美人自己管理的殖民地获得很好的发展势头，轻轻松松实现了英格兰王国的夙愿：新增一个丰盛的海外财富来源。
任何人都可以看出英属十三块殖民领地的增长是如何迅速，不仅仅是人口，还有为大西洋两岸带来的巨大经济价值。
烟草、大米、小麦、靛蓝染料、木材还有蔗糖源源不断的越过大洋而来。而英格兰本土则向这些殖民领地输出手工业品。
羊毛服装、钟表、枪支弹药，谢菲尔德的钢铁，伦敦的家具和乐器，还有转口齐国的精密五金器件、图书、茶叶和丝绸。
几十年间不断增长的贸易大潮，为宗主国带来了红利和就业，也间接贡献了财政和税收。
说到税收，就不得不提一下，这绝对是英格兰王国最大的缺失，或者说一个难以言表的心病。
比如，从马里兰和弗吉尼亚运回本土的烟草，国王和议会通过向烟民们加收关税和消费税而获得了可观的财政收入，但殖民地的居民却只向政府缴纳非常少量的税金，甚至可以忽略不计。
要知道，英格兰皇家海军每年要耗费数十万上百万英镑用于保护大西洋之间重要的航道，还要为整个北美殖民领地提供军事保护，但大部分时间，这个问题都被视为隐蔽的和技术性，被殖民地的人们自动忽略了。
在他们眼中，只要英格兰本土与殖民领地之间的贸易持续扩大，船只往来不断，那么这片殖民领地就发挥了它应有的作用。
再者说了，殖民领地创造出的财富也是间接地让王国政府的腰包鼓了起来，因为，日益频繁的两岸贸易，使得英格兰本土经济也变得愈发繁荣，继而增加了国内税收，充裕了国库。
这就是我们殖民领地最大的贡献！
至于国王和议会想要在我们殖民领地收税，那是坚决不允许的。
连想都不能想！
然而，1725-1728年，英格兰王国与齐国爆发了一场可怕的战争，很不幸的是，英格兰惨败于齐国之手，海军损失近半，爱尔兰独立，新斯克舍、纽芬兰、伯利兹、巴哈马等诸多海外领地被割让与齐国。
更让英格兰政府难以承受的是，这场战争的失利，不仅让政府承担了七百万英镑的战争赔款，而且还背负了超过三千二百多万英镑的沉重债务，每年光利息就有一百五十万英镑，使得内阁财政承受了极大的压力，几欲濒临破产。
所以，作为王国的子民，大不列颠的海外殖民领地，包括新英格兰地区在内的所有北美地区，在这个时候，是不是应该为母国贡献一份力所能及的力量？
五年前，英格兰内阁财政委员会副主席、科纳尔伯爵拉斐尔沃诺克奉命访问了北美数个殖民领地，在充分考察和研究了当地的实际情况后，便给内阁和议会提供了一份较为翔实的经济调查报告。
当时的波沃尔政府便据此做出了一个决议，并得到大部分议员的支持，那就是在北美十三块殖民领地征税。
在齐英战争期间，英格兰本土税率大幅上涨，最高占据了约8%的国家总收入。
以后世的经济标准来衡量，这个数字其实并不大而且是可控的，但在这个时期，劳动人民的生活几近赤贫，而且也没人相信齐国那种大政府模式，自然是不愿意没完没了的缴税。
所以，这个税收已经不能再高了，否则就可能引起议会和街头的动乱。
在战争期间，啤酒、葡萄酒和杜松子酒的消费税攀至新高，一度引发了伦敦市民的集会抗议。
因此，由财政委员会提交议案，首相波沃尔牵头，王国政府试图整改他们的海外殖民领地--尚处在自主开发状态中的北美十三州。
英格兰必须重建其借债能力，这样才能更好的化解日益严重的财政问题。
在财政重建的任务中，北美十三块殖民领地则首当其冲。原因很简单，本土财源已压到了极致，若是继续竭泽而渔，扩大征税幅度，怕不是要将王国子民逼反了。
而北美殖民领地被“养”了这么多年，民间殷实，商贸繁盛，平均生活水平比本土还要强上那么几分，这个时候自然要做出应有的贡献。
想当年，爱尔兰为王国殖民领地的时候，他们虽然极度贫穷，但依旧要为驻扎在他们中间的英格兰军队支付一切开销。
作为英格兰王国的嫡亲儿子，你们北美殖民领地难道就不该为宗主国付出必要的牺牲吗？
1733年开始，在议会的全力支持下，波沃尔内阁政府任命了新的监督官员、法官和一个总部设在波士顿的进出口关税征收委员会。
为了不过分刺激殖民领地敏感而又脆弱的心理，伦敦当局仅对蔗糖及其附属品征收进出口关税，待这帮自由惯了的家伙适应了王国政府的税收政策后，再行扩大征收范围。
却未料到，北美殖民领地却为了这么一个小小的征税问题，直接就炸毛了。
虽然，诸多殖民领地没有因此爆发激烈的暴力冲突，但各个殖民领地的议会却更加有效地给伦敦当局制造了无尽的麻烦。
有无处不在的律师大肆抨击，还有报纸媒体的煽风点火，加上当地的惯例和对本地的了解，移民们跟任何想要他们遵守规矩、照章纳税的王室官员和税务征收官玩起来五花八门的障眼法。
各种偷税走私行为，滥骂、污蔑，施以种种阻碍手段，竭力阻止王国政府的征税行为。
更有激进的地方团体和政治领袖在大发牢骚后，竟然叫嚣着脱离英格兰王国，要独立建国，跟大洋对岸的宗主国一刀两断。
当熊伯钧等一行陈国使团抵达波士顿时，在市政广场就看到了一场大型集会。一名叫做伊利沙库克的党派领袖在演讲台上，公然批评英格兰王国政府对马萨诸塞地方事务的粗暴干涉，认为此举跟斯图亚特王朝当年迫害新教徒的行为毫无二致。
最后，他高声呼喊着，让马萨诸塞的人民行动起来，一致反对国王和议会的征税行动。
若是不加以改变，那么国王将失去民众的信任，也将得不到殖民领地的效忠。
“这些英格兰人疯了吗？他们竟然敢跟母国对抗，分明是想要造反呀！”熊伯钧坐在马车上，透过车窗看着广场上喧闹的场景，嘴里喃喃地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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