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5日，凌晨，位于克奈普霍夫岛的柯尼斯堡大教堂，寂静的海风吹拂的菩提树。
圣职者们和早起的信徒们如往常一样进行礼拜，聆听着波罗的海最大管风琴之一的奏乐和新教的唱诗班歌唱。费霍神父作为其中礼拜的一员，直到现在，神父依旧对于新教有别于天主教的仪式，表现不太适应。不见任何圣母圣徒的雕塑与绘画的教堂，没有圣水钵和蘸圣水画十字的教堂，信徒直接向上帝祈祷的教堂，处处都表现出它和天主教教堂的不同。而谁能想到在宗教改革前，它曾经是天主教的教堂。
过去一年班的时间里，费霍神父常常会选择去普列戈利亚河左岸的天主教小教堂进行礼拜。普鲁士作为较早施行宗教宽容的国家，这座城市居住不少从波兰避难的天主教徒。而今天自己出现这里，只要是为了向“老师兼朋友”的康德校长进行告别。
自1790年，外交部组织三位专业的翻译文官帮助自己后，康德著作的《实践理性批判》在年末提前完成翻译，并定稿出版后，引起社会了广泛的讨论。启蒙运动对西班牙神学影响较弱，哲学上也没几个创作的作者。在法国爆发了被法国人吹捧的革命后，教会和一些保守知识分子对于这部外国著作表示怀疑，他们的报纸认为这是百科全书派在重新给自己的“理性”寻找正当性。因此就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理性与信仰是否可以共存？”而保守派的答案是三个字“不可能”，并且主要声音在教会。塞维利亚主教米格尔认为：康德提出理性和斯宾诺莎主义（无神论性质的哲学学说）殊途同归，理性与信仰仅可二择其一，康德的解释，只是这个必然过程一个中点而已。
这个问题被踢给了这本书的主审。而费霍神父自然不可能承认自己是无神论者，而且那些为西班牙启蒙运动背书的“国家经济之友协会”的成员也是下场，立刻引经据典（欧洲那些哲学思想）进行反击。然而有关哲学的论典，让人眼花缭乱，谁也说服不了谁。
至于人数众多的旁观者，听不懂而且拗口的语言，导致更多人只在意结论是什么？包括作为国王的阿方索，对于这个问题，有着后世眼光的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使用恰当的语言来回答这个问题。
为了一个得到令人信服的答案，并更加深入康德的理性和神学的关系，费霍神父决定离开奥韦耶多大学的教授岗位，前往康德所在的柯尼斯堡大学进行长达一年半的求经之旅。
清晨的礼拜结束后，康德和费霍神父一起走在菩提小道上。
“关于你的邀请，我很抱歉，西班牙国王邀请我回国主持事务，我恐怕无法再留在这里。”费霍神父表达自己的歉意，本来一周前康德校长准备邀请自己担当，逻辑和形而上学的正教授职务，一起钻研如何把先验论命题的依据升级为一套理论体系，来补充纯粹理性的内容。
“人是理性存在者，而人的心性本就是直观的。你来柯尼斯堡是为了求学，在你学到一定程度必然是要回到你的国家。这点我早有预期，你不需要道歉。”康德用他善用的哲学用语，大度地接受了神父的拒绝。
这段对话，让两人离别的氛围清淡了不少，转变为正常友人的对话。
“我还记得你，当初是想回答‘理性与信仰是否可以共存’这个问题来到这里，现在有答案了吗？”康德询问道。
“当然，理性和信仰是可以的共存的。”费霍神父解释道，“正如你说的，人是理性存在者。理性会提出三个问题，我能够知道什么，我应当做什么，我可以希望什么。人提出三个问题可以理解为得到幸福的准则，耶可以认为理性的最后目的，理知的世界。可是每个人的生活的经验不可能世俗统一。而让将两者统一起来，只有全知、全能、全善的上帝。”
“作为友人，我给你一个建议。不要试图去学习哲学，而是要思考哲学，只有这样，你和西班牙其的朋友才能真正认识这个世界。”康德送了一句忠告。
费霍神父点了点头，望向背后的柯尼斯堡大教堂，并说出自己心中所想：“我的父亲为西班牙人的精神生活开启一个崭新的时代，而我不能让这个时代，在我这里画上句号。”
两天后，费霍神父带着他在柯尼斯堡大学钻研的手稿，手抄本，书籍，满满一个箱子，坐上了前往哥本哈根的商船，并将在那里换船，到西班牙。
而恰逢同一天，臣服普鲁士国王命令的布伦瑞克公爵带着先头部队从凡尔登试图再次前进。普奥联军从凡尔登出发后，碰上了从色当南下和巴黎支援的混编的野战法军，终于进行一场正面会战。
为什么是终于，因为布伦瑞克公爵在过去一周里，一直在阿根尼山地的隘路所在的村庄的法军采取迂回战术和等待凡尔登的军粮。在逼退法军支援后，成功占领了克鲁瓦隘路，格南德普里隘路，打开前往沙隆道路的通道后，然而普奥联军的进度速度依旧十分缓慢，整个都看上去都小心翼翼，公爵认为需要把五个隘路的法军赶走，才安全，这样才放心和法国人来一场国王要求的正面会战。但是法军突然一个往沙隆撤退的情报，让公爵不得不立刻下令改变方针。而这一改变方针，普鲁士的前卫部队在行进中就碰上了法国人在耶伦高地设防的法军炮兵阵地攻击。
公爵了解到情况后，立刻组织炮兵还击。
“然后就一打，就是长达5-6小时的炮战，规模十分宏大。然而杀伤力有限，下午那场小雨，难以对敌军造成跳弹伤害，当然敌人对我们也是一样，伤亡不到300人。我严重怀疑法国人是故意把普军的炮弹给拖没。”战后，尼奥斯上校在雨夜撤退中，这样评价不是会战的会战。
“普鲁士的步兵精神状态不好。在炮兵效果不显的情况下，承担责任的步兵的军官和士兵，他们都因为下午的那场冷雨而浑身湿透，脸上都出现了死一般的苍白。我在那些线列步兵出发的地方，捡到了不少纸牌。他们是多么担心上帝会惩罚那些不虔诚的人。随着法国火炮因为他们距离的接近，而伤亡增加，他们的痛苦呜咽在传染。更糟糕的是，普鲁士的军官并没有抓住的法军弹药车炸开的战机，撤退无法避免。”比贝尔格中校也在日记中记录普鲁士失败的另外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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