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六十年代国家为了职工干部和城镇居民的生活有保障，对吃穿用基本生活所需的物资，实行了计划管理，凭票证定量供应。所谓定量供应，绝不是按需供够，而是根据东西的多少，按人分等级平均供应。那时对职工干部和城镇居民主要生活物资的供应标准是：成人每月粮食22至25市斤，食油2至4两，肉2至5两，这个标准也难以保证。
困难时期使用票证的大致情况是：
1、粮票，用于吃商品粮的职工干部出差，或不在单位伙食上吃饭向本人支付购买口粮的凭据(居民和饮食单位使用购粮证)。
粮票分三类：全国通用粮票、军用粮票、××省通用粮票(也叫地方粮票)。前两种粮票分别在全国和全军使用，地方粮票是哪个省的只能在哪个省使用，跨省无效。
2、食油票，随粮票印发。困难时期成人每月供应二两。
3、布票(不种棉地区农民也有)，不分供应标准，居民农民、大人小孩一样，每人二尺。4、其他：棉票(不种棉花地区的农民也有)每年每人一市斤。限时购买，过期作废。
烟票，职工干部不分男女，不分会不会吸烟(有的也只供给会吸烟的)平均供应二至五盒，且多为“双鱼牌”、“大刀牌”、“革新牌”、“宝成牌”劣质烟。偶见到有吸“前门牌”、“牡丹牌”者，感到惊讶。
此外，还有众多的蔬菜票、煤油票、火柴票、豆腐票、豆渣票、花椒、草果票等等。这些票证时有时无，就是有供应也极少，如花椒、草果只供应一两。
机关团体有时也分配到一、二辆自行车，但要自报公议，领导批准，才能买到手。有个易老师分至一个搪瓷杯票，他想买个搪瓷盆，于是，将“杯”涂改为“盆”，去买时被查出，受记过处分。
二、持证购物何其难
困难时期，凭票证要把供应的东西买到手也比较困难。常见到这几种现象：一是大摆“长蛇阵”排队购买。特别是什么东西的信息，马上成了“爆炸新闻”一个比一个心里急，一个比一个跑得快；商店未开门，门前排队者成了一条龙。二是抢购旋风。遇到商业单位清仓，尤其是一条街上有这样若干摊子，困难的人们蜂拥而上，你挤他拥，男呼女叫，有的人冲罢甲摊，又闯乙摊，只见人头攒动，人浪滚滚如旋风扫地。致于抢购到什么东西，用的上用不上，那怕挤掉帽子踏破鞋，也顾不了那么多。
三是盲目乱购。有些人在街上溜达，或出差于外地，本来没有打算买什么东西，但在市场上碰到抢购机会，也盲目地挤着排队，轮到买时，知道卖的是辣椒，只好不买了，白浪费时间，还有未结婚的老光棍抢购女性用品，真是洋相百出。
三、缺吃少喝何其苦
困难时间，凭票证把供应的东西买到手，就这点东西如何能省吃俭用，人们颇费苦心。
1、往锅里下米，不能象今天这么随便。一般要用量器过量或用秤称量。如果超吃了，就要缺粮断炊，故那时，艰苦朴素，励行节约蔚然成风，“一顿省一口，一年省一斗”，困难时期供应的粮食品种也很复杂，有粗粮、细粮、红薯、芋头等等。做饭时如何搭配，也颇费心思。经常是“上午活动量大吃干的，下午活动量小吃稀的。”“农忙全天吃干的、农闲大多吃稀的。”
2、吃饭，不能放开肚皮吃饱，一般也不能自己动手舀饭。在单位食堂就餐，馍用秤称，饭用碗蒸，一人一份，不多不少。也有炊事员掌勺均分的。炊事员掌勺分饭，对于计量不准，也闹出些穷酸事来，因数量不够，与炊事员争争吵吵的有之；炊事员难当而“罢工”或甩勺子甩碗的有之；为多买一个馍，被管伙员训斥或夺回，二人撕打者有之。有的炊事员看人情打饭，大家编“陈师打饭闪两闪，罗师打菜打颤颤，王师捞面乱动弹”的顺口溜来嘲弄。
有些家庭吃饭，也有不成文的规矩，主妇掌勺分配。家中主要成员多一点，干一点；次要成员少一点；稀一点；小儿幼孙精一点，饱一点，妇老闲辈粗一点，欠一点；有“油水”的藏一点，遇到病人优待点。这反映了骨肉亲情，患难与共的美德。
我见过不少荠荠菜、灰灰菜、白篙、救命粮、蕨根等无毒的野菜、嫩草，后来这些东西也不容易采到，又见过稻草粉(用稻草碾成浆沉淀)、‘观音土(一种无毒树叶碾成浆沉淀加工如豆腐脑，灰绿色、味苦涩)”。对于年轻口胃好的人，吃了这些不是食品的食品，并不感到多么难受。
3、不择手段觅食、乞食。困难时期供应东西少，吃不饱又没“油水”、“怕饿”，成了一种社会病态，不少人整日里愁吃想吃。有少数人为吃不择手段，不顾脸面地觅食、乞食。在机关我们因加班加点，饿极了因偷吃地里的生萝卜作过检讨；黑夜在群众房檐上掏麻雀蛋，遭到房主白眼；向炊事员乞讨过冷馍剩饭；与“病号”分享过残汤剩水。
困难时期，为吃为喝闹出的笑话也很多。某干部春训班结束会餐，炊事员做的红烧肉每席一碗，每碗八块，每人一块；席间，有一碗少了一块，未吃着的人找炊事员争吵，后领导知道了才叫补了一块；而另一席碗里多了一块，多的这一块谁吃呢？定不下，后经全席人同意拈阄，就在大家聚精会神拈阄时，多余的这块肉不知被谁乘人不备而偷吃了。
自由市场早在1958年禁锢，自由买卖违法，尽管有稀少的商业门店摆着东西出售，但都是国营性质，凭票证才能买到手。不过，在困难时期也出现了奇特的市场买卖。
一是特殊市场，国营商业开设有特殊供应门市部。其供应货物多是紧缺的、高档的糖业烟酒，畜禽肉蛋以及副食糕点之类的东西。这些东西经营分两种方式：一种是有关上级明文规定，由商业部门签发的“特殊供应证”，凭证按月定量供应。供应对象是地、师级干部、老红军。职务越高，供应的数量越多，都按平价供应。另一种是高价商品，其价格高于同样商品的三、五倍不等，认钱不认人，只要有钱，随便可以买到。但是这种市场在大中城市才有，一般的县城不设这种商业门店；只是有时给调拨点高档商品，商业部门对其视如珍宝，藏而不露，逢年过节，用以照顾某些重要人物。那时。一般干部月工资三、四十元钱，面对这些高价商品，戏称“一只鸡”的工资，“两瓶酒”的干部，有几个人能买得起呢？
看到现在营业员视顾客如“上帝”联想到那时少数营业员的“神气”令人感慨不已。那时营业员依仗着柜台上的高价商品，身价倍增，傲气十足，态度冷漠。
三是以农民为主体的黑市场。买卖多以农副产品，特别是粮食、食品为多，畜禽肉蛋极少。对这些一类商品不准上市交易的，常有市管人员盯梢稽查，一旦被抓住，就招训斥、东西被没收。为了应付这一难关，参与经营的农民所出售的农副产品不多，携带方便，伪装巧妙，不易发现，也没有固定的集市摊点，一般多在城墙角下，岔道路口，街头巷尾。若遇到市管人员追来，一轰而散，又到别处去卖。也有将粮食等物交给亲友，由亲友单线串联代售的。如此现象名曰“黑市”。那时城镇居民生活物资不足，幸靠这种“黑市”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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