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02章 这税,带清收得,我大崋收不得?

  在刘升看来,哪怕经历过明末战乱,人口减少了小几千万。

  南方诸省的民生、经济并没有遭到太大破坏。

  按他所了解的推算,大崋商税至少还有两三千万银元的提升空间。

  一个国家实力如何,最直观的,除了看军力,便是看财力。

  刘升建立大崋两三年来,一直都在积极了解、学习财政方面的知识。

  其中便包括通过各种文册、档案等资料,了解大明贸易、税收、生产力等方面的实际情况,推算相关数据。

  一般后世人,往往只看明朝明面上的税银,少则几百万两,多则一两千万两,便认为明朝生产力低下、经济不发达。

  这其实是未能了解大明经济全貌的原故。

  想一想其实就能知道。

  在大明之前的宋、元,经济都不差,尤其是宋朝。

  后世对宋朝最突出的印象有两条,一是当权者太怂,二便是极度繁荣的经济。

  根据后世人推算,宋朝GDP极可能站到当时世界的60%!

  经历过元朝血与火的民族融合、东西方文化交流,到了明朝,很多科技相较于宋朝又有所提升。

  以水稻生产为例,宋朝是才引进占城稻,用几百年去推广。

  到了明朝,不仅占城稻基本完成推广,各种农作物的耕种栽培技术也有不小的提升。

  宋朝粮食亩产平均为两百多斤,到了明朝则高达三四百斤。

  南方一些高产水田,甚至能亩产水稻五六百斤!

  另外,从明初到明末,还完成了棉花的推广种植。

  至于桑麻等经济作物的种植,规模也都明显扩大。

  刘升当年在南阳,甚至看到了小块种植烟叶的田地。

  同时手工业也高度发达。

  在前明的一份记录资料中,曾提到过,山西潞安府某年便统计出了一万三千多张绸机!

  另外,前明工部的营缮清吏司,但是在北京,便下辖手工场坊1100多个!

  北方如此,手工业更加发达的江南等南方各省可想而知!

  因此,后世推测,明朝在生产力巅峰时期,GDP大概占到了世界的45%!

  即便到了明末的天启朝及崇祯早中期,GDP也依旧占到了世界的29%左右。

  除此外,刘升还暗自对比了他所知的后世清朝财政、税收情况。

  以乾隆时期为例,经过雍正改革后,其每年税收中单是白银便高达五千多万两!

  到了嘉庆、道光年间,人口接近四亿,清朝每年得到的税银更是高达七八千万两!

  至于清末,税银过亿两,最高时曾突破三亿两,其实是洋务运动后开始近代化的结果,并不具备可比性。

  再根据各部司上交的、绣衣卫搜集的各种相关资料,刘升初步得出:大明万历时期,单是有记录可考的贸易额便高达七亿两白银!

  须知,这里的有记录可考,主要指的是官方贸易及民间公开贸易。

  而事实上,明朝的很多贸易都以走私形势进行。

  比如说私盐、私茶、私矿,以及规模绝对不小的海贸走私。

  往小了估计,七亿两较为官方的数据可能只占大明真正贸易额的三分之一。

  往大了估计,七亿两可能都占不到真正总贸易额的五分之一,甚至占比更少。

  即便就按七亿两,以及大明商税抽比最低的三十税一来算,一年也至少有两千两百多万两商税。

  大崋商税如今虽大抵沿袭明制,但也做了不少改动,估计平均税率达到了二十分之一。

  如此,收到的商税却只有两千一百多万银元,刘升如何能满意?

  虽然这里有大崋将关税剥离的缘故。

  可大明关税才多少?

  以万历六年为例,内地各钞关加起来不过40万两,广州、泉州两大市舶司个更是只有区区几万两。

  即便到了崇祯时期,前明朝廷一再加征,乃至增设钞关。

  可根据崇祯十三年的一份准确文字记录,这一年所得关税银也不过80多万两而已。

  也即是说,大崋将关税从商税中剥离,几乎不影响和前明应收商税的对比···

  刘升既深知关税潜力,尤其是海关税收之潜力。

  又专门将其从商税中剥离,甚至在财政部下成立关税司,专管此事。

  自是对关税收取、管理等方面,做了近乎全面的改革。

  这不。

  接下来钱运生对关税的年度汇报,便彰显了大崋对关税的改革成果。

  “我大崋关税目前分海外商贸关税、国内商贸关税两类,简称海关税、内关税。”

  “海关目前设立了八处,依次为:广西钦州、广东广州、福建泉州、浙江宁波、南直隶嘉定、淮南海州、山东登州、北直隶天津。”

  “我大崋自建国以来,便鼓励海贸,去年天下大体太平,海贸愈发繁盛。”

  “故去年一年总计征得海关税1235万4866元!”

  听到这个数目。

  殿内个别才知道的大臣又不禁暗暗惊叹。

  一千两百多万元!

  这可是前明海关税入的近百倍了!

  便是刘升也暗暗点头,神色稍微缓和。

  他对海关今年税入只能说基本满意。

  据他了解。

  后世带清被西洋人打开国门后,海关也被迫交给洋人管理,结果反倒让海关税入连年提升。

  不过一二十年,其海关税入便从八百多万两,增长到了四千多万两!

  须知,当时清朝因为二鸦战争失败,大规模降低了进出口货物关税,甚至不收取进口货物关税,好方便列强倾销商品。

  若正常收取海关税,清朝海关的一年税入必然更高!

  大崋对关税全面改革后,海关税的收取及管理效率,可以说直追后世十九世纪的洋人税官团队,甚至超越。

  只是如今大崋方从明末战乱中走出,人口不足两亿。

  为鼓励海贸,平均进出口税率也不算高。

  能一年收取后世清朝近四分之一的海关税,已经算不错了。

  钱运生顿了顿,又接着汇报起内关税。

  “我大崋今年设有大内关十三处,小内关五十四处,另有税课司上百。”

  “十八省全年总计征得关税512万7240元。”

  对于这个数据,殿内的财务部众臣倒没怎么意外。

  大崋的内关税实际是前明的钞关税、工关税、过坝税等。

  前明钞关税,是在洪熙、宣德年间设立的。

  当时大明宝钞已经贬值到了一个极点。

  一贯宝钞只值几分银子,就这还没人愿意要。

  眼见宝钞就要彻底废掉,连草纸都不如,大明朝廷就拿出了钞关这一招。

  在商旅必经之地设关卡。

  要求过往商旅按所载货物多寡、价值、路途远近缴纳宝钞。

  期望以此提振宝钞价值。

  后来变通为以铜钱、宝钞为本色,以白银为折色缴纳。

  到张居正改革后,基本就只收白银、铜钱了。

  大明宝钞没保住,钞关的名称却沿袭下来。

  至于工关税。

  是由洪武年间便设立的抽分竹木场所演变来的。

  其最初目的,是为了从过往的竹木柴炭等工料中抽取部分实物,以共皇室、朝廷、官府用度。

  等到明中晚期,此类抽分也可以折银缴纳。

  因抽分竹木场在大明隶属于工部,故相关所得又称为“工关税”。

  据刘升从前明的各种相关资料中得知,前明钞关最早只有七座。

  后来逐渐增设,到了嘉靖年间达到最高,有十二座。

  至万历亲政后,朝臣以钞关与民争利为由,让万历下旨将钞关减少到七座。

  等到万历皇帝真正熟悉朝政后,感觉被朝臣骗了。

  于是一个劲儿的增加关税税额。

  又派中使收取矿税、过税等,堪称报复性收税。

  因为万历不上朝,虽很多大臣身后的利益群体乃至本身利益受损,却无可奈何。

  等他们终于熬到万历噶了,便借着泰昌、天启初期的混乱,以万历皇帝遗诏名义,直接取消大明所有钞关!

  刘升当时了解到这些,直接就笑了。

  君臣都将国事当儿戏,一个报复性收税,一个报复性取消所有钞关。

  大明岂能不迅速衰弱?

  天启皇帝算是有些手腕的,却也是等到天启五年,才借助阉党,以平定建奴所需军费不足为由,恢复了七座钞关。

  待到崇祯年间,又陆续增加三座钞关,最终达十座。

  当初。

  刘升对关税进行全面改革时,提出设立十三大关、四十八小关及上百税课司,可以说将政务院众臣惊了个呆。

  很有些个臣子因各种原因反对。

  但刘升直接以铁腕手段落实了这一政策。

  因为,据他了解,后世带清在康庸乾三朝,便有“户关”四十八处,“工关”二十几处。

  带清户关实际就是明朝钞关,工关也传自明朝工关。

  带清前中期能设立几十个户关、工关,没理由他大崋不能设。

  须知,在大清,关税不仅有朝廷指定的正额,还有盈余。

  并且是分两拨人收的。

  朝廷户部、工部的官吏负责把正额收满,内务府的奴才们则负责收取盈余,以供给宫中主子们开销。

  并且康熙时还出个“溢额加级”的制度。

  也即是说,奴才们收到的盈余越多,升官越快。

  内务府的奴才们为了升官,自然是拼了命的多收关税。

  等于是一道关收两茬税,且其中一道还是狠的。

  大崋初立,吏治相对清明,对内关税率制定的也不高,大多比较合理。

  虽设立了几十个大小内关、众多税课司,却基本取消了商道上其他乱七八糟的税卡。

  再加上各省贼匪都基本被清剿干净,又积极修整官道、河道,乃至修建铁路。

  大崋商旅如今的经商环境其实比大明万历时期都好很多。

  这一点,今年的五百多万两关税便是很好的说明——倘若经商环境不好,即便大崋设立再多关卡,也是收不到这么多关税的。

  汇报完关税情况,钱运生开始汇报杂税。

  杂税主要指前明的各种杂色收入,名目之繁多,便连很多有关部司的官员都难以说清,并且很多杂税都是地方性的。

  大崋并没有一刀切,取消所有杂税。

  但确实取消了不少不合理的杂税,又将部分杂税归入商税中。

  因此杂税收入不多。

  “···根据各省财务汇报,我大崋今年杂税收入总计为78万2683元。”

  再不多,也比前明的杂色收入多。

  因为前明很多税都收不到士绅、富豪身上。

  大崋虽然还没取消士绅、权贵的一些免税特权,却也是严格按前明制度对待,没有让这些人的特权扩大、膨胀。

  这些特权阶层虽人数远少于普通百姓,可资产却多,从事的各种活动也多,缴纳的税钱自然也更多。

  再加上大崋吏治较为清明,杂税收入自然也远超前明时期。

  不过。

  此时殿内一些文臣思绪并不在今年的杂税收入上。

  他们在想,大崋今年的总税收已经出来了。

  可似乎离支撑今年的军费开支仍差一大截啊,更别说支撑朝廷其他方面的开销。

  如此,就只能看官营资产和抄剿罚没部分各有多少了。

  “综上,我大崋就今年农税、商税、关税、杂税总收入为:5871万3934元!”

  钱运生说完,换了一份关于同样不薄的文册,继续汇报。

  “我大崋自崋部时期,便有诸多官营资产。至今年,各类大小官营资产共计有3688处!”

  三千多个官营资产,听着很惊人,但殿内官员却都神色平淡。

  前明时期,工部营缮清吏司在北京便有一千多个工坊,实际性质便与大崋官营资产有点类似。

  当然也有所区别。

  前明那些工坊出产只供朝廷所需,完成朝廷任务就歇工。

  最典型的就是各地官方铁场,为朝廷任务而存在。有的甚至废弃几十年才能重开,没几年又废弃。

  大崋的官营资产重在一个“营”字。

  比如说,大崋在各地的铁厂、钢厂,平时都是在朝廷规划内,尽量提高生产力,增加产量。

  生产出的钢铁首要满足朝廷所需——并非直接给朝廷,而是以也略高于成本的价格卖给朝廷有司。

  在满足朝廷所需钢铁之余,也可将铁料以市价卖给民间,赚取更高的利润。

  当然,很多时候,官营厂的钢铁首要卖给大崋的军工厂,其次卖给大崋官营的铁器厂等,最后才是考虑卖给民间工坊。

  钢铁如此。

  其他大崋官营资产的运营模式大抵也是如此。

  铁厂、钢厂是资产,矿场、林场、桑田、官田、酒楼、商铺、工坊等,同样是资产。

  大崋如今拥有十八行省,在统一四方的过程中,不知得到了多少资产。

  别的不说,单是当年抄剿的前明藩王、勋贵资产加起来便多达几千处。

  按此来算,此时大崋拥有三千多处官营资产都算少的了。

  之所以如此,却是因为国贸司将很多不适合官营的资产卖掉了。

  同时,还有些小的同类型资产,或是能上下游形成产业链的资产,都被整合归为一个资产,好方便管理。

  在刘升的指导下,大崋这些官营资产大都能获取不低的利润。

  至于今年这些官营资产究竟获利多少,此前只有国贸司及财务司、会计司知晓。

  有人注意到国贸司郎中易应昌红光满面,不禁猜测,国贸司今年所获肯定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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