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在巴黎和会召开期间，詹天佑前往东北参加国际联合监管远东铁路会议，防止列强以护路为名夺取铁路。而就在这个过程中，他的旧疾复发，虽然转回汉口医治，还是回天乏力。
武汉、上海、北京、广州、天津等地随即展开了公祭活动。
上海的工商界借此机会也聚集了一回。
李谕与刘鸿生穿着一身黑西服到场，鞠躬献上鲜花。
一旁的张謇说：“眷诚乃国士，猝然离世，实在可惜。听说他离世后，财产没留下多少。”
李谕说：“更可惜的是他未能完全施展抱负。民国以来，政府根本拿不出太多资金投入铁路建设。”
张謇做过农工商总长，说：“上头简直一塌糊涂，交通总长动辄更换，而且左右不了财政拨款。而能够筹得款项的农工商部，八年间换了接近十位总长，除了田文烈，每位总长任期平均不过六七月。他们怎么可能拿出一套传承有序的法案保障建设？”
李谕说：“各方势力互相斗争，工商业和交通运输业虽然有所发展，根基却依旧脆弱，军阀一旦打仗，几乎一碰就碎。”
张謇叹道：“北洋政府拿不出钱，连教育投资都没有，何谈铁路。”
一直到1926年北伐，整个北洋政府执政期间，铁路通车里程仅仅3700多公里，每年250都不到。
即便如此，铁路还是北洋政府的摇钱树以及交通系官僚赖以存在的基础。每年铁路盈余高达4000余万元，而北洋政府时期一年的总收入也就4亿左右，占了10%之巨。
除了铁路收入，北洋政府能够掌握的收入主要就是关、盐两税。
关、盐两税民初就已经被列强控制，税款需要存入外国银行。征收、管理及支配权掌握在总税务司和盐务稽核所手中，大多用于各种内外债的担保。
北洋政府只能得到还债后的余款，也就是所谓的“关余”与“盐余”。
讽刺的是，恰恰因为列强插手，使得各地军阀不敢轻易截留这两种税款，才使北洋政府可以仰列强之鼻息，得到一笔稳定而可靠的收入。
虞洽卿也到场，鞠躬献花后，走过来说：“诸位不必如此悲观嘛！就我在上海总商会统计到的数据，工商界几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欧战期间，李谕先生多处布局，我们同样大力发展，整体实力估计至少在战前两三倍以上。”
他说的是实际情况。
一战前国内的工业企业也就700家，资本总额不超过4亿，工人总数不超过30万人。
经过几年发展，此时国内的工业企业数量达到了1700多家，资本总额也为战前的三倍左右，工人数量则达到了七八十万。比历史上的数据好了不少。
这个增长率已经差不多是30%，绝对称得上奇迹。
要是北洋政府别弄那些幺蛾子，连年征战，国内的工商业真的可以达到很高的高度。
但不出意外的话，意外就要来了。
李谕苦笑道：“大战结束，以前被掩盖下去的弊端肯定会一一浮出水面。虽然德国、俄国已经基本退出咱们的市场，但等英法缓过劲，洋货还会再次大规模席卷国内市场。”
虞洽卿想想也感觉不寒而栗，说道：“我已经与几位工商界人士联名，请求北洋政府降低税率，战前巧立名目的苛捐杂税希望可以减少几成。”
李谕对张謇说：“季直兄，您做过工农商总长，认为有可能吗？”
张謇摇了摇头：“刚才和疏才兄弟聊起，北洋政府缺少资金来源，各地军阀更加难以控制，只能盘剥国内工商业。一般国货的落地税率虽然仅仅3%，看似不高，但每过一关就要抽2%的厘金，货物自出厂到运销各地，所过何止十关，再加上其他各种莫名其妙的捐税，各种税负总值往往已占到货品价值的一半。虞会长，你在长江上有商船，应该熟悉。”
虞洽卿说：“走水路还好，要是走陆路，单单从重庆到成都这800多里，就有20处税卡，一批货物运过去，交的税已经超过该担物品的原值。”
这种税卡林立、市场四分五裂的局面最不利于经济的发展。
简直就是自己给自己使绊子。
张謇说：“反观洋货，北洋政府明文规定，外资企业只要缴纳2.5%内地税，其余税捐全免。
“如果是进口过来的洋货，则只需要缴纳7.5%关税，有时候连这个税率都达不到。
“如此设置对国货伤害很大，税负重重的国货根本无力与洋货抗衡。
“例如百姓寻常购买的食糖，本土生产的销售价格竟然要在日本食糖之上。就算百姓抵制日货，有拳拳爱国之心，但北洋政府这般消磨百姓热情，早晚还是要被日货侵占。”
一旁的刘鸿生说：“本人熟悉煤炭生意，给英商开滦煤矿做过多年买办，熟悉价格。开滦煤矿每吨煤成本1.5元，税捐只有0.2675元，占成本的17.8%左右。
“而本应颇具竞争实力的山西保晋煤矿，每吨煤成本为2.021元，税捐1.731元，占成本的85.7%。
“之前各地工业发展迅猛，对这个价格可能没有那么敏感，而一旦经济发展稍微放缓，英商的煤炭优势将无限放大。”
面粉大王荣宗敬又说：“不止工商业，农业的状况也不容乐观。本来安徽与河南的小麦可以走从津浦路直运上海，供应面粉工业所需的原料。但从蚌埠起运，每担运费2两，并且时间无法保证，有时竟长达一年！但跨越太平洋而来的美国小麦，每担运费不过4钱。就算没看过世界地图，也应该知道美国在万里之遥。如此悬殊，何其荒唐！
“即便铁路运力紧张，总能腾出车皮，但我从来没听说过交通部批准此事。”
工商业相比农业总归要好一些，他们这些商界大佬都怨声载道，不堪重负，普通农民的情况可想而知。
田赋易于估计，征收方便，农民无处逃避，向来是北洋政府财政收入的大宗来源，自然也是军阀们的重要财源。
其中最坑害农民的是所谓田赋“预征”，就是提前收田赋，你敢信！
而且少则几年，多者十几年。四川有的县整整预征了30年。
横征暴敛之下，自耕农大批转向佃农，农村经济被破坏得相当严重。
张謇聊起自己经营最成功的大生纱厂，无奈道：“如今日资强势进入国内棉纺织业，对我们的冲击很大。本来国内棉花足够原材料的供应，可每年却要出口百万担棉花，其中绝大多数运往了日本或者日资纺织厂。乃至于我们不得不进口棉花，大大提高成本。”
虞洽卿问道：“听说华商纱厂联合会已经给北洋政府上书，要求禁止棉花外运，保护华商，难道没了下文？”
张謇说：“北洋政府刚刚想禁止棉花出口，就遭到各国公使团反对，只能宣布放弃禁令。”
张謇的纱厂现在已经渐渐开始感到吃力，按照历史进程，几年之内就会困顿倒闭。
他也挺无奈的，以他的身份都办不成，平头老百姓更难做买卖。
棉纺织业是民国最重要的工业领域。但一战后，就不得不开始大量使用进口棉花，每年进口额要百万担，北伐前期更是达到了接近两百万担，价值大约7000万，位居中国进口商品价值的前三。
这就是民国时期国内工商业的艰难情况。
北洋政府没能力保护本土民族企业，连关税自主权都没有，只能任人宰割。
国际贸易中，工业制成品与原材料贸易又有着巨大的贸易剪刀差。你要是依靠原材料出口为主，价格上涨的幅度将远远落后于工业制成品价格的上涨幅度。
——会被人当作韭菜一直不断割。
当然这就是西方最希望维持的局面。
他们喜欢高高在上坐享其成，众多发展中国家老老实实当奶牛，给他们提供源源不断的资金。你要是想突破，搞上游产业或者高科技，就弄你。
被西方忽悠瘸的太多了，什么印度、菲律宾、孟加拉的，到了一百年后还深受其害。
在西方眼中，其他国家只配喝汤，永永远远只能做低端制造业，让他们享受高福利以及羡慕的目光。
这个情况很难突破，要是突破不了，众多发展中国家也要像当年咱们一样，卖出上亿条裤子，换一架波音飞机。
李谕没啥办法，这不是他个人能够左右的。
20世纪20年代中国出口物品的购买力指数平均比10年前下降了10个百分点左右，列强因此能够以相同的代价在中国得到更多的产品。
与此同时，军阀又展开了混战，直皖战争、第一次直奉战争、第二次直奉战争等等，打得昏天暗地。军队所到之处，交通阻塞，给工商业带来巨大祸害。
张謇说：“还是疏才兄弟聪明，能够以外商之壳做生意，这种优势是我等无法望其项背的。有低税款之便，稍加经营，就可以像美孚公司以及英美烟草公司一样，成为商业巨贾。”
美孚公司在民国混得相当好，它们靠着关税低的便利推销煤油，在国内的大城市设立了5个分公司，中等城市设立了20个支公司，县城设立了500个经销店，代销店遍布城乡。
导致美孚几乎成了煤油的代名词，也成了民国时期普通百姓离不开的日常用品。
中国进口煤油的数量很快增长到价值6000多万，同样位居进口物品的前三位。
所以李谕对这些美商的资金在国内搞教育一直觉得理所应当，他们赚了中国人不知道多少钱，但只需要做一点点好事，似乎就要对他们感恩戴德。
哎，这也是一个非常强的阳谋啊。
反观日本，则是直接坏到家，一点好事都不想做，坏得那么纯粹，不掺丝毫杂质。脑子里想的只有掠夺与侵略，都是昂撒人一百多年前玩剩下的。
但不管怎么说，德国战败、俄国十月革命，退出在华的经济角逐；英法因为一战拼得太狠，元气大伤，对华经济扩张大大放缓，所以美国和日本顺势成了列强对华经济侵略的主角。
一战后，日本对华贸易总值约占中国外贸总值的1/4左右，跃居到各国首位，美国为第二位，英国则退居第三。
此外，北洋政府由于找不到好的收入来源，只能不断借款。
于是外国资本不断加大对华经济的影响力，同时不断扩张，到了1920年，外资企业的产值已占中国工矿、交通业总产值的一半，许多重要经济部门控制在外资手中。
但北洋政府在这方面属实没辙，只能通过外资来发展重资产的工业门类。只是他们没有把握大局的能耐。
李谕不懂太多经商门道，靠的是超越时代的眼光走一些超前的路，具体施行的时候，还是要靠那一部分美资助力。
所以他老早就布局，在东亚的产业也都让美国人站在台前，不仅对付日本人好使，对付国内的军阀也好使。
——真心挺无奈的，既要防着日本人，也要防着自己人。
还是搞搞科学研究比较舒坦省心……
李谕知道张謇的大生纱厂很快就会陷入困境，于是说：“季直兄，我在盐业银行以及花旗银行都有些薄面，将来遇到困难，随时联系在下。”
张謇感激地抱拳道：“有疏才兄弟这句话，老夫就放心了。”
虞洽卿说：“其他几家银行因为公债大赚特赚，也该帮帮工商界。”
李谕说：“按道理，银行存在的重要目的就是为了帮助企业发展，但这些年它们一直在经营北洋政府的公债，反而疏忽了本来的业务。其他银行我不敢说，盐业银行肯定会大力提供贷款，帮助诸位。”
张謇说：“疏才兄弟不用有任何歉意。公债自身便有风险，即便中国银行与交通银行也不能置身于公债投机买卖之外。要是银行倒了，伤害更大。”
李谕说：“战争既然打完，银行就没有必要再过多困在公债之中，该回归经营业务。只是仅仅盐业银行一家，力量有限，还望见谅。”
张謇说：“已然足够。”
李谕其实是知道马上军阀混战，北洋政府的公债将很难获利，不如让盐业银行抽身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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