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在慢慢回归教学节奏，校园中人不多，李谕闲逛没多久就碰到了数学家哈代。
“你好，哈代先生，急匆匆地要去哪？”李谕问道。
“李谕院士，”哈代手里拿着一把雨伞，说道，“我要去疗养院看望拉马努金。你见过他的，那位印度数学家。”
“病情很严重？怎么去了疗养院？”李谕又问。
“没办法，”哈代有些无奈地说，“本来得的就是很难医治的结核病，拉马努金的信仰又让他不能吃许多东西，过去的四年物资供应短缺，大大加重了病情。”
“疗养院在哪？我也去看望看望。”李谕说。
“并不远，他刚刚转到伦敦东南郊区的柯林内特疗养院，乘坐出租车一个小时就能抵达。”哈代说。
“好的，我买点东西。”李谕说。
“不需要，”哈代说，“疗养院里什么都有，而且你根本摸不准他到底想吃什么。”
两人随即来到校园外，拦了一辆出租车。
路上，李谕问起剑桥大学数学所的事情：“我拜访了卢瑟福教授，卡文迪许实验室还未恢复元气。听说大战期间许多数学家也去了前线，情况怎么样？”
“还好，军部一直觉得我们有用，可以帮着设计更好的炮弹轨道或者做精细的测绘工作，待在后勤部门没多少危险，”哈代说，“不过也不是所有人都喜欢军部，罗素教授就因为反对战争被解除了教职。”
“额，连反对都不可以？”李谕说。
“他们称其动摇战争决心，开出的罚金罗素先生还是靠着变卖图书才凑齐，”哈代说，“更让我们无法接受的是，几个月前，罗素先生又因为反战言行被抓进监狱，判了六个月刑期。”
“只是因为一点反战言行，就被判了刑？”李谕愕然。
哈代点了点头，气愤道：“关键他的反战言行针对的是美国，并非本国。为了讨好大洋彼岸疯狂发着横财的美国，英国政府真是无所不用其极。”
“也就是说罗素先生还在狱中？”李谕说。
“是的，”哈代说，“好在我们抗议后，监狱提升了罗素先生的待遇，可以在狱中继续做学术研究。”
罗素就是在监狱里最终完成了《数理哲学导论》一书。
出租车行驶了一个小时，抵达泰晤士河南岸的疗养所，里面的环境比较优雅，但对一个三十岁出头的青年人来说，住进这种地方显然不会开心。
床上的拉马努金有非常明显的病态，不过哈代见到他后竟然说：“看起来你比在之前的疗养院时好多了。”
“没错，至少可以像个正常人一样走动，”拉马努金对目前的身体状况显然也很满意，“我应当很快就可以回印度了。”
哈代有些遗憾：“我知道已经无法挽留你。”
李谕说：“现在印度国内的流感没有完全消退，拉马努金先生务必多多留意，流感最容易感染身体虚弱的人。”
——现在印度已经到了第三波流感，最严重的第二波流感连青壮年都没能幸免，原因大家或许比较清楚，就是传说中的免疫细胞因子风暴，即过强的免疫力连着身体本身的正常细胞一起攻击了。
拉马努金并不清楚印度的流感情况，说道：“多谢院士先生关心，我没有在欧洲染上流感，回到诸神庇佑的印度后，更不会染上。”
其实印度正是西班牙大流感时期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度，保守估计死了1800万左右。
这个数字异常惊人，单单印度人口最多的北方邦死了三百多万人。
印度之所以受创这么严重，一方面是医疗条件太落后，英国老爷们不可能把殖民地的人全都当人。
另一方面就是印度人的丧葬习惯——水葬，他们会把尸体直接沉入圣河恒河之中。
印度人相信圣河可以洗掉死者生前的罪过，让灵魂进入天堂。然后直接把下游无数人也带进了天堂。因为下游的居民仍然在取水饮用、洗衣服和沐浴。
拉马努金对哈代说：“当年把我送到英国的轮船内瓦萨号是不是重新开始载运旅客了？”
哈代说：“是的，但它在战争时期刷上的油漆还没有去掉。”
这艘轮船在战争期间被征召用作了医疗船，后来美国参战，又紧急抽调为运兵船，把美国大兵源源不断运往法国前线。
拉马努金这段时间看了不少报纸，说：“战争对印度来说似乎不是一件坏事情，甚至让很多人看到了独立的希望。”
李谕说：“你回去了就会发现一个叫做甘地的人正在组织不抵抗运动。”
拉马努金说：“我听说过他，他也是个优秀的印度精英，曾经在南非就领导过一些运动。回到印度后还得到了一些英国人的支持。”
一战对很多地方都算契机，英国被迫调回大量驻印军队，只留下1.5万士兵。与此同时，他们在当地招募了上百万志愿兵，很多人来自最底层的贱民种姓。
作为老牌列强，英国的很多伎俩不得不说又阴险又高明。他们殖民印度时利用了种姓制度，方便控制印度；现在兵力空虚、国力减弱，就故意使用低种姓人，让他们对自己感恩戴德。要不怎么控制如此数量的印度军队不造反。
英国人在招募时向低种姓者许诺：“只要穿上帝王的制服，就可以在婆罗门地区走来走去，爱在哪里吐痰都行。”
甘地老哥刚回到印度时，也表示支持宗主国英国的战争，以换取他们的开恩，给予印度自治权。
但英国人怎么可能放弃最重要的殖民地。
殖民当局的种种举动让甘地终于彻底转变为一个不合作者。
哈代从包里取出一封电报，对拉姆努金说：“印度的马德拉斯大学再次邀请你去担任数学教授，并追加了一笔每年250英镑的研究经费，为期六年。加上三一学院的经费，你以后仍旧可以定期来英国。”
“太好了，”拉马努金说，“自从剑桥大学聘我为教授并升为皇家学会会员后，他们的态度简直好到令人不可思议。”
这两个头衔确实厉害，让拉马努金在印度早已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当年对拉姆努金爱答不理的马德拉斯当局不断向他献殷勤，一直通过哈代与他保持联系。
哈代又照例聊起拉马努金最感兴趣的数字：“今天我与李谕先生坐的出租车牌号是1729，思来想去，我觉得它肯定是个没什么意义的数字。”
刚说完，又加了一句：“希望不是一个噩兆。”
拉马努金立刻说：“不，它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数字！在一切可以用两种不同方式表示成为两数立方之和的数中，1729是最小的。”
哈代惊讶道：“真是这样？”
拉姆努金很肯定地说：“绝不会出错。”
找一个可以表示为两数立方之和的数很简单，例如2的立方+3的立方=35。但是35不可以表示成另一种两个立方数之和的形式。
一直到1729，才可以用12与1的立方数之和，以及10与9的立方数之和来表示。
李谕早就耳闻这个故事，好奇地问道：“你是如何一眼看出的？”
拉姆努金随口说：“我以前就发现了。”
“差点忘了，组合数学一直是你最擅长的，”李谕说，“难怪李特尔伍德教授说，每个正整数都是你的朋友。”
拉马努金两个月后就会搭乘轮船回印度，再过一年，则会因为结核病加重死去。
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年里又做出不少成就，笔记本上多了650个神奇公式。
以往很多人都说结核病人会出现回光返照的情况，拉马努金或许就是个例子。
印度的医疗条件实在太差，要是在孟买之类英国殖民者多的地方还好，但拉马努金的老家就简陋得多了。
一年后的春天，拉马努金在被结核病折磨许久后撒手人寰，享年33岁，他临终时身边有妻子、父母、两个弟弟和几个朋友。
当天稍晚他们为拉马努金举行了葬礼，但拉马努金的正统婆罗门亲戚都没来，因为拉马努金曾漂洋过海，回到印度后又因病体难支没有进行所谓的净化仪式，在他们看来，拉马努金是受了玷污的。
——
探访时间结束后，李谕与哈代返回了剑桥，次日，受到邀请进行了一场讲座。
剑桥现在的学生数量远少于四年前，李谕的讲座还是坐满了听众。
内容偏向于天体物理学，包括一些天文学新成果以及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场方程。
讲完后，爱丁顿特地找到李谕谈起了最近的计划：“今年五月会发生一次日食，我将亲自带领队伍观测。我坚信，这是验证相对论的历史性时刻。”
李谕说：“好在大战结束了，不然英国政府和军部说不定会因为你想要验证一个德国人的科学观点而不满。”
爱丁顿说：“他们一直不满，不过没有什么用，皇家天文学会早就为我说了情。”
他和罗素一样，都是反战者，曾因为拒服兵役而面临牢狱之灾，后来是皇家天文台的戴森说服海军部，同意爱丁顿可以在下一次日全食期间率领远征队检验相对论，以这种方式为祖国更好地服务。
所以爱丁顿注定了要去日食观测。
当然了，这也几乎是他一生之中最重要的科研成果。
相比量子力学，广义相对论的验证一直是科学界的大难题，通过日食证明光线偏折算是最好做的一个验证试验。
广义相对论里有很多东西需要验证，但引力导致光线偏折的现象至少可以先证明广义相对论在现实领域的正确性，毕竟物理学最讲究的就是试验。理论物理学家的所有理论最终还要拿出实验上的直接证据才行。
李谕说：“日食观测好像要去赤道一带。”
爱丁顿说：“是的，为了防止1914年的覆辙，这次我准备组织两支考察队。一支队伍前往巴西北部的亚马逊丛林；而我则会在几内亚湾的葡萄牙殖民地普林西比岛架设照相机。只要有一处完成拍摄，我们就不用再等到下一次日全食。”
李谕说：“我也坚信相对论是正确的，它在数学和物理两个层面都完美无缺。”
爱丁顿说：“就是因为院士先生懂相对论，我才愿意给您提这些，现在全世界依旧没几个人明白这个深奥又玄妙的理论。”
爱丁顿的最终观测结果还不错。
日食持续时间大约五分钟，爱丁顿在几内亚湾的普林西比岛拍摄了16张照片。
巴西那边的天气则要更好一些，而且巴西的考察队搭设了两组照相机。
但结果不可能当场看出来，需要把底片运回英国冲洗、测量和比较。
需要等到9月份才能揭晓答案，但科学家们早就望眼欲穿。
在很多人看来，爱丁顿之行带有一定政治色彩，反映了战后英德之间的较量：英国的牛顿理论预言了大约0.85弧秒的偏折，德国的爱因斯坦理论则预言了1.7弧秒的偏折。
在巴西拍摄的一套质量很高的照片显示了1.98弧秒的偏折；另一套设备拍摄的照片则有些模糊，因为镜片受到影响，拍摄的照片显示了0.86弧秒的偏折。
然后是爱丁顿在几内亚湾普林西比岛拍的底片，由于星星比较少，需要复杂的计算分析数据，最终它们显示大约偏折了1.6弧秒。
此前提到过，爱丁顿是个数学上的完美主义者，对广义相对论优雅的数学表达非常痴迷。他没有理会巴西那组较小的数值，毕竟那套设备确实出了问题，爱丁顿比较偏向他本人在非洲得出的有些模糊的结果，得出的平均值是1.7弧秒多一点。
这个结果已经非常符合爱因斯坦的预言。
李谕对爱丁顿说：“在下可以赞助你的观测之旅，我的游轮设施先进，而且比大多数你能找到的船只都要舒服得多。”
“太感谢院士先生了！”爱丁顿对李谕的提议非常高兴，“现在所有的船都像军舰，非常讨厌！肯定没法与一艘正儿八经的游轮相提并论。皇家学会经费也比较紧张，没法提供战前那样的观测条件。”
李谕笑道：“祝你一切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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