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谕和梁启超一起拍了张照片，现在李谕很注意随时拍一张做记录。
有了莱卡原型机后拍照方便了不少。上海又建了一座小型光学厂，——就是当初李谕从德国“忽悠”来的，规模虽然不大，但总归是有了。
只不过在光线不好的时候，徕卡原型机拍摄照片效果差强人意。
梁启超又向李谕要了几台无线电报机。
“任公想在上海做个远程军师？”李谕问。
“正有这个打算，我要把其他几台寄到云南。”梁启超说。
“看来您还是觉得光靠纸笔不够过瘾。”李谕说。
“我恨不得现在就去学开枪！”梁启超说。
李谕道：“从军就不必了。”
梁启超非常关心护国军的情况，整个战争期间，他一直实际参与到前线的决策指挥中。
蔡锷作为梁启超的学生，经常发电报询问其军政策略。
梁启超没忘一个关键问题：“这东西保密程度高吗？”
李谕解释道：“保密在于加密水平，国内还没啥截获电报的机构，只要密码稍微有一点难度，就不会泄露军机。”
梁启超说：“这样我就放心了。”
这段时间梁启超会住在上海租界中，远程关注云南前线。
护国战争整体打得比较顺，尤其后来贵州、广西等地加入后，形势基本上彻底倒向了护国军一方。
再加上一帮北洋高层公开反对袁世凯，老袁同志可谓众叛亲离，山河日下。
所以没啥好担心的。
李谕还是专心去大同大学开几场讲座。
最近他联合一群学生动手搞了个新专利——镁光灯。
就是照相用的闪光灯。
此前闪光灯用的是镁粉，镁在通电后，与空气中的氧气发生氧化反应，产生强光，照亮被摄体，同时产生大量烟雾，所以早期一直称呼闪光灯为镁光灯。
黄飞鸿系列电影中，十三姨曾经用这种灯拍过照片，还吓了黄麒英一跳。
但它有个让人很头疼的问题，就是那团烟雾。
李谕带领学生准备开发出闪光灯泡：原理不复杂，就是将铝和镁缠绕的灯丝放置在充了氧气的灯泡中，然后通过电子打火点燃。不仅避免了烟雾，而且小巧方便很多。不过这种灯泡仍然是一次性的，使用完后需要更换。
但对于一些流动场景，来不及架设笨重的照相机时，小型便携式相机加便携式镁光灯就可以派上用场，所以它只要一经推出，绝对可以把镁粉彻底替代掉。
李谕后续把这项专利先注册在京城，然后再注册到美国。
一战有挺多战地记者，对闪光灯的需求小不了。
通过这项专利，能让学生赚到一些钱，同样能让他们感受到科技的魅力，继续投身于发明创造中。——比搞数理科研简单一些，也比较有实际意义。
他们花了一周就完成了实验，并且做了很多样品，通过测试挑出最好的配比。
李谕同他们一起测试时，一名学生找到李谕，询问道：“校长，我能不能把这项发明带去法国？”
“法国？”李谕一时没反应过来。
那名学生说：“不久之后我将前往威海卫，与众多华工共同登上前往法国的轮船。”
“原来是这样，”李谕知道一战华工的事情，“你是作为翻译？”
“是的，”那名学生点点头，“正好我想去法国学习学习西洋艺术。”
李谕说：“还没问你的名字。”
“我叫郭应麟。”学生说。
“祝你一切顺利，”李谕说，“法国前线堪称绞肉机，协约国与盟国已经积蓄一整年，马上就要爆发决战。”
郭应麟说：“我们就是做做后勤，不会上前线。”
“那也要注意安全，子弹不长眼。法国有勤工俭学会，我会给他们发电报，照应好你们，”李谕说，然后直接送给他一部便携式照相机，“在欧洲时记录下华工的事迹。”
郭应麟双手接过来：“我本来就想用笔画下来，如果用相机更加真实。”
1916年是一战最血腥的一年，凡尔登绞肉机与索姆河绞肉机都在这一年，法国拼得非常惨，号称毁掉一代法国人的就是其中的凡尔登战役。
这一年后，英军取代法军成了西线主力。
目前双方在法国前线陈兵四五百万之巨，都准备一击击溃对手。
而随着大量青壮年劳动力被征调上前线，后方的工业、农业、运输业随之出现人手严重短缺的现象，急需从国外输入大量劳动力，以维持战争和生产、生活的正常运转。
北洋政府离不开英美的支持，但又没有能力参战，于是梁士诒提出了一个极其精明的外交策略：以工代兵。
梁士诒这一招挺有智慧，因为以民国的国力，根本不可能派遣部队直接参战，单单后勤费用就拿不出来。如果以工代兵，不仅有实质性作用，解决英法燃眉之急，还容易为协约国所接受；华工拿英法给的工资，北洋政府不用掏钱，同时能够获得战胜国的种种权利。
虽然有些理想化，如北洋政府在战后可享有与英法列强同等之权利，——想想就不可能。但从实践过程来看，以工代兵的谋略不失为民国外交的最佳选择。
在这一指导策略下，15万华工奔赴西欧战场，在一战史上写下了光彩照人的一页。
这并非华工第一次出洋，此前华工在俄国的成绩非常耀眼，可能就是因为此前的优秀表现，让英法乐于在中国招募华工。
按照英法给的合约，华工需要出国工作五年，每天最多工作10小时，可以获得5法郎日薪，差不多相当于两块大洋。
其中一半用于支付食宿、医药，每个工人每天实得2.5法郎，也就是一块大洋。
这个收入水平，对于广大农民来说可以说非常有诱惑力。
此时国内的一些在上海、天津等地的高级职员每个月薪水大概四十来元；普通工人辛苦一个月也就十来块大洋。
华工大部分在山东招募，民国时期山东发生过好几起灾情，很多人家里非常困难，所以在被通知后，报名十分踊跃。
这些华工中大概有4万受雇于法军，10万受雇于英军，还有1万此后受雇于美军，分散在100多个营地工作。
从后续的表现看，华工相当不错。他们从事的都是艰苦繁重的工作，如挖掘战壕、修筑工事、野战救护、战地通讯、掘埋尸体、清扫地雷、筑路架桥、解运粮草、装卸给养、制造军火、森林伐木、开采矿山……但凡战争所需，华工几乎无所不往、无所不为。
甚至在索姆河战役，坦克登场后，华工还要修坦克。——最开始英军不允许外国人接近坦克，毕竟这属于高级机密。
但后来他们发现华工修理坦克比英国工人还要快，所以就有了三个华工团专门为英军修理坦克。
华工勤劳勇敢、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的精神很快就得到协约国军队一致好评。协约国联军总司令法国元帅福熙曾说：“华工是世界一流工人，也是出色士兵的材料。他们在现代炮火下，可以忍受任何艰难，保质保量完成各种任务。”
此后的巴黎和会三巨头之一、英国陆军大臣、首相劳合·乔治，在他的《战争回忆录》中也大赞华工：“华工个个强壮如牛，你会吃惊地发现，有的华工夹起重达三四百磅的一大块木材或一捆卷铁板健步如飞，好像这些重物轻如普通石块一般。”
众所周知，一战是战壕的战争，而华工是挖战壕的绝对好手。英国外交部有一份报告指出，如果把一个印度人、一个中国人和一个英国人放在一起比较，中国工人挖战壕的效率是印度人的两倍，比英国人还高。
这是英国人自己说的，不是故意抹黑阿三。
华工大部分不懂英文和法文，所以又挑选了400名充任翻译的学生。按道理400个翻译不太够，但实在找不出更多了。
好在留法勤工俭学会帮了不少忙，他们在法国协助创建了一些学校，教授华工识字读书。
英军对华工的行动限制极多，与军事管理无异。英国当局从来不认为华工与英国人在人格上是平等的，坚持强硬政策，禁止华工与欧洲军人或平民往来。
相对于英国人高高在上的种族主义，法国人对华工歧视较少，法军官对手下的华工态度比较民主，对华工的生活习惯也较为关切。
话说还有不少华工和法国女子结了婚，并且很大一部分是法国女人倒追的华工，最后大概有三千人留在了法国，成了早期侨民。
总之华工不仅为北洋政府在巴黎和会上争取到了巨大的谈判筹码，还激发了留法热情。
后续留法学生里可是出了不少超级大人物。
这些人不同于曾经的留学生，——过去留欧费用高得可怕，留学生大都是富家子弟。
而一战后很多留法学生出身没有那么富贵，他们大多要勤工俭学，所以深知生活疾苦。一战也算第一次大规模打破了留欧学生属于有闲阶级的传统。
上海学生较多，义务赴法的不少，大同大学便有数十名，李谕自然支持。
他对郭应麟说：“你告诉所有赴法学生，临走前去校务处每人领取200大洋。此后我会通过留法勤工俭学会定期汇款。”
郭应麟感激道：“校长不用担心，那边会管吃住。”
李谕说：“我是希望你们再开拓点视野，这些钱肯定用得上。”
郭应麟不再推辞：“一定不负校长所托。”
李谕说：“都是自家学生，应该的。”
几天后，上海的赴法学生一起聚集到码头，准备乘船前往威海卫。
他们会与华工一起先乘船前往温哥华，然后乘火车到达美洲东海岸，继而坐船去法国。
虽然经过苏伊士运河抵达法国马赛也是条重要航线，但是地中海早就被德国潜艇封锁，非常危险。
码头上，李谕亲自前往送行，还见到了任职于威海卫华务司的庄士敦。
“李谕先生，我们又见面了。”庄士敦打招呼道。
李谕同他握了握手：“庄老师，你好。”
庄士敦说：“老师？”
李谕说：“老师是个尊称。”
“感谢您的尊敬，”庄士敦说，“总不会李谕先生也要亲赴欧洲？”
李谕说：“我不懂军事，更不擅长弹道计算。”
庄士敦说：“此前您可是在北洋的学校教授过测绘学。”
李谕没想到他连这个都知道，于是说：“理论与实际差得太多了，而且我更多偏向于数学方面的教学，其实关键是我不会为外国军队效力。”
“先生不去最好，”庄士敦说，“从传回的讯息看，那里已经成了人间地狱。前线部队损失非常惨重，此前与泰坦尼克号一起建造的几艘大船，如不列颠尼克号、毛里塔尼亚号游轮全部被军队征用为医疗船。我从私人渠道获悉，船上的很多伤兵情况十分惨，大量需要截肢。”
这时候的截肢手术不用再多形容。
李谕说：“真正的噩梦只怕还没有到来。”
庄士敦也忧心忡忡：“德国一点没有败退的意思，不知道战争何时结束。”
李谕说：“如今护国军与北洋军也打了起来，很多事情不能做得尽善尽美，希望英方能够对华工和学生友善一些。”
庄士敦说：“先生不用对此担心，前线需要的是强壮健康的工人，他们不会受苦，毕竟不是百年前的奴隶贸易。只不过长达一个多月的旅途会有大部分时间漂在海上，晕船难以避免。”
实际上路途中由于疾病和德国潜艇的攻击，还是死了三千余人。
华工的事迹非常可歌可泣，一战后，大约有11万服务于英法的华工历经磨难，最终回国与家人团聚。
未回国的3万多人中，有近两万死于战火或疾病，其中有名有姓的1874名华工的尸骸，埋葬在欧洲的69座公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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