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出所料，北京电车公司的股票作为典型的优质股，非常好卖。
朱启钤和黎元洪清高一把，没有购买，但架不住还有那么多官员、军阀、大商人。即便李谕提前在报纸发了新闻，普通股民占比仍旧没超过10%，但也比历史上好了一些。
至于承建过程，仍需国外公司参与，欧洲在打仗，只有美国还有实力搞一搞。今后机车、电缆等部件要从美国定做，然后运过来，整个修建过程差不多要两到三年。
民国时期，有轨电车的地位几乎相当于后世的地铁，有轨电车不仅能大大改善城市交通，还是城市实力的最有力代表。
黎元洪在北洋政府里挂着的副总统名号是个闲职，没啥实权，但以他的性格，乐得轻松自在。
最近他经常找朱启钤研究研究市政建设的事情，也会把好邻居李谕叫过来喝茶聊天。
李谕提着一盒巧克力到了黎元洪家，“从美国运过来的，副总统尝一尝。”
“甜食嘛？孩子更喜欢，”黎元洪招呼过来二女儿黎绍芳，“院士叔叔带来的巧克力。”
巧克力在国内还属于稀罕货，对八岁的小姑娘来说犹如大杀器，黎绍芳吃了一口就停不下来。
“爹爹，这种好吃的你以后天天买给我好不好？”黎绍芳仰头问。
她还处于随便一哭就能得到任何东西的年纪，黎元洪溺爱道：“好好好，我每天都买。”
李谕笑道：“甜食不能肆无忌惮吃，会掉牙的。”
“我的牙好着哪，你看！”黎绍芳不服气，朝李谕龇了龇牙。
“好了，护好你的巧克力，找你娘吧，”黎元洪说，小姑娘刚要转身走，又拉住她小声道，“再劝劝你娘，别生气了。”
看着女儿离开客厅，他叹道：“几个月前，总统一定要与我联姻，数了数只有二女合适，袁家则是九子。夫人不同意这门婚事，可我有什么办法？只能摆了订婚宴。”
袁世凯的孩子有不少都进行了政治联姻，黎元洪肯定是重点拉拢的对象。
不过这桩婚姻挺悲剧。
由于两家的孩子太小，只是订了娃娃亲，要等成年完婚，不过袁家很快就倒台。
按照民国传统，上流社会的定亲要在报纸上白纸黑字登出。
后来黎绍芳进入南开大学，成了新女性，坚持自由恋爱；并且她讨厌袁家，反对这门亲事。
黎元洪那时候却又认为在袁家倒台后悔婚就是落井下石，会落人口舌，所以要求两人必须完婚。
其实同一时间袁世凯还让十子与徐世昌的女儿订了娃娃亲。
十多年后，徐世昌就悔了婚，给的理由是自己的女儿精神失常。
所以黎绍芳也说自己有精神问题，想让袁家放弃。
没想到袁世凯的九子袁克玖突然来了一句：“我就喜欢精神病！”
这就没辙了，两人只能完婚。
但黎绍芳却因为痛苦过度，真的得了精神病，婚后一年就住进精神病院，不到四十岁便郁郁而终。
旧社会的悲剧总是在各个地方上演。
此时的黎元洪预见不到后来的事情，绝大部分人还是认为以袁世凯的手段和能耐，只要不是太出格，袁家很难倒台。
黎元洪起身对李谕说：“疏才随我来，我让朱启钤弄了个好东西。”
来到另一进院落，在西厢房中摆着一个大大的简易京城烫样模型。
李谕讶道：“样式雷的手笔？”
朱启钤得意道：“院士先生说对了，黎公花了300大洋，雷献彩就愿意动手制作。往常年月，没有一千两银子，雷家根本不会出手。”
民国成立后，作为皇家御用设计师的样式雷陷入无门无路的尴尬境地，能挣钱就不错。
黎元洪说：“自从在朱总长家有幸见到一次烫样，我就爱不释手，今天得到真东西，简直喜欢死！”
没有哪个男人能抗拒模型的魅力。
要是黎副总统年轻个二十岁，而且生在二十一世纪，说不定是个狂热的手办爱好者。
李谕看着也喜欢，准备改天找样式雷做几个好玩的烫样模型。
朱启钤指着模型说：“我仔细思考了思考，京城可以规划十条左右的有轨电车线路，最主要的几条是从天桥到西直门，从天桥到北新桥……”
他边比画边说，非常形象。
黎元洪说：“在规划上看，有轨电车也是以正阳门火车站为辐射中心，入城的三条轨道将会跨过城墙。”
朱启钤说：“再凿几个洞就是，这几年由于火车轨道的缘故，京城的几个瓮城已经全被拆除，不会对线路有影响。今年交通部还规划了一条环绕京城，连接西直门、德胜门、安定门、东直门、朝阳门和正阳门，于东便门接入京奉线的铁路，一年内投入使用。为了这条线路，整个京城的瓮城要么被推倒，要么就要凿洞。”
李谕觉得挺可惜：“与箭楼的连接处不就也随之被破坏？”
朱启钤说：“破坏就破坏了。交通是个大问题，瓮城的设计完全不符合交通理念。瓮城是为了迟缓进京的交通而设计，可现在要求的是方便快捷。”
李谕知道朱启钤说的没毛病，于是说：“好吧，可我觉得挺威武的，下火车的人看到那么高的城门楼子肯定喜欢，给进京的人留下第一个好印象。”
朱启钤说：“作为交通象征暂时可以留着。”
但瓮城绝对保不住，因为大部分车站都会设在城门外，人流只要一多起来，瓮城属实碍事。
早在晚清时，京奉铁路从沈阳进入到北京，崇文门东西两侧的瓮城就为了给火车让路而拆除，车站建在了东便门。
到了30年代，为了修直京汉铁路，宣武门瓮城也被推倒。
至此，最负盛名的“前三门”：崇文门、正阳门和宣武门都不复完整。
北京城的城门比起后来还存在的西安城门要威武很多，绝对能代表帝制时代的皇权威严。
封建时代，普通人单是站在城楼下就能感到一种强大的威压感。
然而铁轨和机车的到来却使规划者舍弃了这积淀了几百年的骄傲与辉煌。铁路永远地撼动了城墙，使它仿佛成了一个过时年代所遗留下的累赘，它们的实际功用和象征意义都不复存在。
就像长城失去了御寇功能。
七座城门被先后打开，内城所有城门的瓮城不是被拆除就是被洞穿，一座箭楼被推倒，两座角楼和五座箭楼“孤悬城外”，十五座西式车站紧邻着四面城墙。
其实民国时期就在争论要不要彻底拆掉城墙，但这个工程太大，而且十多年后京城转到了南京，北京拿不出那么多市政费用了。
黎元洪看着模型烫样说：“皇城的城墙已经被人扒拉得不像样子，内城几条围着城墙根的轨道应该更好修。”
皇城就是一环以内。
不过一环这个概念貌似没人说。
皇城里面包括故宫、北海等，四个门是东安门、西安门、天安门、地安门，面积大概相当于四个故宫。
朱启钤无奈地说：“皇城城墙用的都是高质量城砖，与内外城的墙砖不同。很多人回收购买皇城城墙砖，每天晚上都有偷偷来拆墙的。”
再过几年，皇城的城墙就会被彻底扒干净。
北洋政府曾差人去回收利用，可这些人也偷偷摸摸去黑市贩卖。
李谕说：“我平时在城里开车，实话说城区的道路条件真心不好，大部分路只要一下雨，就像在越野。”
朱启钤说：“道路整修在计划之内。过上一两年，要是欧洲战事还不消停，我们只能通过盐业银行发行债券改善道路条件。”
李谕说：“买公债的人不会少。”
黎元洪似乎在积累从政经验，问道：“发行公债就不用找洋人借钱？”
李谕说：“没错，这就是金融的力量。”
黎元洪啧啧称奇：“那可比求洋人好多了。”
李谕说：“但公债依靠的是政府公信力，以现在的情况，除非有非常明确事由，比如市政建设，想要单纯地大规模筹款只能是奢望。”
朱启钤说：“可以不通过苛捐杂税弄钱搞市政建设就不错。”
对朱启钤来说，市政府的工作首先集中在道路修建和保养方面。
要是道路条件太差，有轨电车都铺不上。
可以说，铁路打碎了城墙，电车和商业则又对城墙内皇家封闭恒久的宁静动了手。
几百年的沧桑留给晚清北京城的是无法继续正常使用的街道。
简直糟透了！李谕深有感触，几乎所有的道路都没有硬化处理，基本上是“无风三尺土，有雨一街泥”。
而且街道的中心部分由于交通负担较轻，已经远高于两侧负担较重的车道。
戊戌变法时期很多人就想改变这种状况，康有为对香港等殖民地城市整齐的街道有深刻印象，曾经给光绪皇帝上书要求改变道路条件。但直到民国初年，这项工程才开始缓慢地动工。
民国刚成立时，北京还没有沥青和混凝土公路，碎石路也只有50多公里。也是在朱启钤任职期间，才引进了蒸汽压路机，有了修建现代马路的技术。
北京城第一条沥青马路修在了东交民巷，由使馆区事务公署负责。
比较扯的是，如果中国人不坐马车或者汽车，是不能走上这条道路的。
后来北洋政府与使馆区签了一个协议，每年交5000元使馆区养路费，然后允许中国人通过使馆区的街道。
——按照北京政府的养路预算标准，规定每平方米街道每年拨给养路费1元钱。
这项协议后来被废除过，但1917年使馆区又因为穿过使馆区的车辆增多为由，再次要求这笔款项。京都市政公所与京师警察厅协商之后，决定每年从车捐税中拨出2000元给使馆区用于道路维护。
修路这件事说简单也简单，说难也难，关键就是钱。
要是没钱，交通枢纽都会一拖再拖，典型的就是新华街，拖了十年才全面动工。
当然里面也有商户反对的缘故，因为新华街要在城墙上开个新门，即和平门。
这个门可以方便袁世凯从总统官邸出行，也可以让香厂一带模范市区的交通更加便利，从而进一步发展城市贸易，所以计划一开始就得到了袁世凯批准。
但正阳门地区的绅商们担心新城门一旦打开，行人就无须再经行他们控制的地盘，他们的生意就会受到影响。
商人们很聪明，没有直接说明这个理由，而是以破坏风水为由警告袁世凯，新城门的开设会对国家和他的总统地位不利。
然后，额，然后袁被说服了，工程随之搁浅，留下大段内外城之间的新华街没有完工。直到段祺瑞上台，才下令完成了这项工程，并命名新开的城门为和平门。
对了，关于这个城门，周作人还写了一篇散文，其中有句话很有意思，大家体会一下：
“两三年来大家所等待的和平门终于完工了……我却只走过两次，一次是进，一次是出。”
——有没有一点迅哥鲁迅那句出名的“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的味道？
黎元洪说：“将来我出钱，把东厂胡同的道路修成沥青路，然后我也买上一辆汽车。”
李谕笑道：“副总统会开车吗？”
黎元洪说：“不会，有骑马难？”
李谕说：“肯定开车简单一些。”
黎元洪说：“那我将来有必要学一学。”
李谕说：“只要有四驱系统，没必要等铺上沥青才开车。”
黎元洪反正很闲：“好，我现在就买一辆，感受感受最先进的工业品。”
朱启钤说：“最先进说不上，下次让院士先生开飞机带你在天上兜一圈，才叫先进。”
黎元洪连忙摆手：“我可不敢去天上。”
李谕乐道：“副总统恐高？”
黎元洪说：“不是恐高，而是我的耳朵受不了。以前去了一次云贵地区，在过高的山上耳朵就难受不已。”
朱启钤又说：“对了，我还没考虑过，要是飞机成了交通工具，整个格局恐怕又要大大改变。”
黎元洪说：“还是先研究好电车问题吧，飞机太贵。”
北京城在失去首都地位之前，还有十来年发展城市建设的时间。
一旦1928年南京成了新首都，北京城的地位立马落了一大截，许多人涌入南京、上海，北京的财政收入大大缩水，无法大力发展市政。
不过民国时期北京的飞机航线真心不少，很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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