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只驶过洞庭湖，然后经由湘江一路南下，直抵长沙。
如果不是因为没有铁路，也没机会坐一次内河航运，切身感受一下洞庭湖。
湖南巡抚部院，刚上任的巡抚赵尔巽新官上任三把火，把创办新式教育作为“新政”的第一急务。
偏偏遇到了岳麓书院山长王先谦等人的阻挠，无论如何也得压一下他们的傲气。
只不过岳麓书院名气太大，一直无人敢动，毕竟出过这么多大人物。
但这位山长王先谦的确太跳，颇为让人头疼。
此前湖南巡抚陈宝箴，是地方督抚中唯一倾向维新变法的实权派人物。当时就受到了王先谦和门生叶德辉的攻讦，以“滥保匪人”的罪名被罢黜。
陈宝箴的孙子，就是民国时期大名鼎鼎的历史学家、语言学家陈寅恪。
陈寅恪在长沙出生，但因为祖父政坛上的失落，随之回到了江西，陈宝箴去世后，又迁往南京。
赵尔巽看得出来，现在的情况不能任由人才流失，缺的就是西学人才，要是不能办西式中小学堂以及高等学校，肯定会继续落后。
当年曾氏为湖南留下的教育基础岂不中断。
只不过任何新锐举动无一例外都会遇到阻挠，更何况还是晚清。
熊希龄知道巡抚赵尔巽肯定着急于新学一事，带着李谕直接到了湖南巡抚部院。
熊希龄看了一眼衙门外的马车，对李谕说：“山长今天果然在，还好按察使张鹤龄大人也在。”
按察使是执掌一省司法的官员，即提刑按察使司的主官，正三品。
张鹤龄同样是个对近代教育有不少贡献的人，后来还当过京师大学堂的总教习。
从这也能看出湘派在晚清时期的地位，牛人太多了，就算是目前，朝中也有人――位高权重的大学士瞿鸿机就是湖南人。
两人进入大厅，熊希龄为李谕、赵尔巽、张鹤龄、王先谦作了介绍。
李谕落座后，熊希龄又悄悄在赵尔巽旁耳语几句。
赵尔巽闻言大喜：“好办法！”
王先谦看了一眼李谕：“尊下就是当朝帝师？连辫子都剪了，有什么资格给皇上讲圣人之学？”
李谕说：“对不起，圣人也没说一定要有辫子。而且我给皇帝讲的都是西学，不管是阿基米德还是伽利略、牛顿等人，都没有留辫子的说法。”
王先谦根本没听过这些人，但还是捋了捋胡须故作镇定道：“他们配称圣人？”
李谕摊摊手：“我可没说。”
巡抚赵尔巽说：“山长，如今朝廷已经下达旨意，要求各地兴建新式学堂。朝廷都这么说，看来是大势所趋。”
“什么大势所趋！”王先谦说，“学啥不好，学洋人？”
赵尔巽说：“新式学堂必然要兴建，不然朝廷会拿我是问。”
王先谦也不敢违抗朝廷的命令，于是说：“抚台大人修就是。”
赵尔巽接着说：“另外，旨意中有一条，为了加快进程，可以学院改学堂。”
“学院改学堂？”王先谦一时没有反应过来。
赵尔巽对李谕说：“帝师，您从京城过来，就由您告诉山长吧。”
李谕心中暗暗叫苦，怎么把自己推出来，你一个巡抚镇不住吗？
只好回道：“没错，总督张大人的奏折已经得到了朝廷批复。”
他灵机一动，把张之洞抬了出来。
“湖广总督张大人？”王先谦明显语调有点往下掉。
李谕说：“不仅这位张大人，管学大臣张百熙张大人也联名上奏。”
湖广总督由于兼着兵部尚书衔，是从一品；管学大臣则是正二品。
两个大员的级别相当高了。
王先谦更不敢反对：“既然是朝廷的意思，确实要办。”
“所谓学院改学堂，”李谕顿了顿说，“就是将现有的私塾、书院，改为对应的小学堂或者大学堂。”
王先谦有点琢磨出味了：“帝师的意思难道是？”
“岳麓书院名震天下，自然应当改制为湖南一省地位最高的大学堂。”李谕说。
王先谦差点坐不住了：“就是说，以后我的岳麓书院里要教洋人的歪理邪说？”
按察使张鹤龄笑道：“书院哪里分你的我的，是全省的。而且山长也说了，既然朝廷有要求，当然要遵照朝廷的意思办。”
熊希龄加了一句：“也是为了岳麓书院不至于衰败。”
“放……什么厥词！”王先谦差点爆了粗口，“学洋人的东西，才会让我圣洁书院堕落下万丈深渊！”
赵尔巽喝了口茶：“本督已经下了决定，就按帝师意思来。将来有了岳麓书院的金字招牌，不怕我湖南的大学堂会比其他省份差。”
王先谦大怒，他本来就抵触维新，如今维新派最热衷的新学却直接怼到了自家岳麓书院里，实在无法接受：“书院绝不接受如此荒唐的举措！”
“哎――”赵尔巽说，“今后山长您还是岳麓书院的山长，只不过名头换成了大学堂总办，这名字也好得很嘛！”
王先谦气得脸通红：“抚台大人，如此唐突的决定，实在是让我学院学子们寒心！”
熊希龄咳嗽了一下：“提到学子，既然是新学堂，此前崇尚西学、推举维新而被退学的学生，也要重新招录回来。”
王先谦彻底忍不了了：“断然不行！如果抚台大人如此做，我这山长绝对不会再担任！”
赵尔巽巴不得他走，但还是假装挽留了一下：“山长要三思，岳麓书院离不了您。”
王先谦看得出赵尔巽更加接纳熊希龄的意见，起身道：“道不同不与为谋，在下无法忍受，恕难继续执掌书院！”
赵尔巽立刻假装特别难过：“山长，没了你，书院恐怕难以为继。”
王先谦哼了一声，指着李谕说：“不是还有这位鼎鼎大名、让洋人都佩服的帝师吗，你们找他吧！告辞！”
王先谦甩手走出了巡抚部院。
熊希龄终于忍不住了，哈哈大笑起来：“抚台大人，您装得太像了！”
赵尔巽轻松道：“多亏帝师妙计。”
李谕连忙摆摆手：“不过顺水推舟。”
这位赵尔巽是个比较复杂的人，现在如此推崇西学，其实是因为他认为西学对大清有用，并不是因为接纳维新或者革命党人。
后来他总督东北，还和张作霖一起屠杀革命党人哪。
另外此人在民国时期还做了件大事：组织编纂了《清史稿》。
只不过在接纳袁世凯编纂清史的邀约时自称：“我是清朝官，我编清朝史，我做清朝事，我吃清朝饭！”
并自诩为三国时的关羽“降汉不降曹”。
可是他的做法仍旧遭到了许多清朝遗老的谴责。
熊希龄再次提到了李谕办学的意愿，赵尔巽迅速应允：“上一任督抚即着手兴建中小学堂，如果帝师有需要，直接辟出一所给您便是。”
如此一来倒是简单了。
湖南确实一直对教育很上心，此时不缺中小学堂。
赵尔巽对熊希龄说：“熊大人，这些事归你管，届时选一所体量大的。”
李谕没想到事情推进地如此简单。
如此一来，在国内中小学堂的布局基本完成，就等落成了。
离开巡抚部院，熊希龄带领李谕来到自己的府中住了一天。
翌日，黄兴就找上了门。
“帝师，这么快就见面了！”黄兴道，“今天适逢本人三十岁生日，不知可否请先生到本人住处一叙？”
对方盛情相邀，李谕想也没想就回道：“这么巧？荣幸之至！”
黄兴说：“太好了！帝师，请！”
两人快到黄兴住处时，李谕猛然回想起来，黄兴好像就是以自己生日为借口组织策划成立的华兴会。
到了门口，黄兴和一人对了暗号，才进了院门。
再加上一个熟悉的人影出现，李谕更能确定，因为面前赫然是年轻的宋教仁。
宋教仁对黄兴说：“冈本兄，这位就是帝师？”
李谕愕然：“冈……冈本？”
黄兴给李谕解释道：“进了这个院门，就不可以用真名字，冈本便是我在院中的名号。”
“我晓得了。”李谕点点头，只不过冈本这名字也太搞了。
黄兴又对李谕说：“眼前的年轻学生叫做宋教仁，在此院中大家还是称其为渔父。”
李谕说：“我记住了。”
黄兴接着对李谕说：“帝师最好也有个隐名。”
“有这个必要？”李谕可没想加入华兴会，再说它存在的时间也的确太短。
黄兴说：“我们如今正有秘事相商，上次船上之时，我观察帝师剪了发，同时有新锐思想，大家钦慕您这样的人，所以请来指导一二。”
李谕问道：“我能指导什么？”
黄兴说：“如今国体动荡，受人欺辱，强国之道一来需要政法改革，二来离不开技术进步。但我们这些人，没几个懂得科学之策，必须有通晓之人指点迷津。”
李谕说：“指点迷津倒是可以……”
黄兴立刻说：“既如此，帝师更应该取个号，将来好避人口实。”
黄兴心里大体猜到李谕不一定想要加入他们的团体，这么做也是为他好。
李谕想了想：“就叫于礼吧。”
“于礼，李谕……”宋教仁琢磨了一会儿李谕的话，拍手说，“好名字！如今岂不就是个混乱无章、颠倒是非的世界！”
李谕笑道：“随口一说。”
几人走进屋中，李谕再次看到了陈天华，另外还有章士钊等人。
――没跑了，都是华兴会最初的成员。
章士钊在上海时见过李谕：“帝师好！”
李谕和他们一一问了好。
陈天华高兴道：“如果帝师也成了华兴公司的人股，何愁大事不成！”
革命团体嘛，肯定是秘密行事，所以华兴会对外声称“华兴公司”。
然后以“兴办矿业”为名，入会者称为人股，“股票”即会员证。
口号则是“同心扑满、当面算清”，隐含“扑灭满清”之意。
李谕说：“我并非加入，但有需要，为各位提供一些帮助就是。”
黄兴说：“在下尊重帝师的决定，但您的帮助肯定对我们大有裨益。”
李谕表明立场说：“黄……哦，冈本兄刚才说的也是我的观点，兴国之道，一为政法，二为科技，我坚守科技之道，正是我本人强项。”
冈本这个名字真是有点难以叫出口。
宋教仁说：“我也认为帝师说的有道理，守江山比打江山还要困难，所以建设比革命艰难。而科技正是建设的重中之重，将来离不开帝师。我想明白了，事成之后，才是帝师大显神威之时。”
宋教仁的脑袋瓜果然灵活，难怪后来年纪轻轻就被中山先生委以重任，而且是几乎取代自己的重任。
甚至民国最大狂人章太炎对宋教仁也评价极高：“若举总统，以功则黄兴，以才则宋教仁。”
李谕根本不想、更没有经验涉足政坛。
从古至今，中国几乎一直是最聪明的人在玩政治，一个个都是人精，让李谕搞仕途，能累死。
而且中国近代史堪称风云变幻，尤其民国前十来年，几乎动不动城头变幻大王旗。就算李谕知道该站哪队，但是换来换去真的太揪心，弄不好还会被人叫做N姓家奴。
所以干脆离漩涡远点。
黄兴再次发问：“我们有心重整乾坤，但对同列强科技之差距有多大，由于不谙科学，无法估量，还望于礼兄弟解惑。”
李谕叹了口气：“我虽不想打击大家的积极性，但实际上的差距你们很难想象，就如同巨人与婴儿一般。”
宋教仁目前在美国圣公会文华书院普通中学堂读书，多少接触了一些西学，于是问道：“于礼兄在科学界的成就，不就是巨人一般？”
“我一人远远不够，所以才竭尽所能想要办一些学堂。”李谕说。
宋教仁感叹道：“于礼兄高瞻远瞩，如若科学之道有更多您这样的人，才是国之大幸。”
宋教仁与李谕的会晤，更加确信了科学的重要。
虽然他此后留学日本学的是政法专业，但在华兴会失败后，明年还会在武昌搞一个叫做“科学补习所”的组织。
其实还是个革命排满组织，只不过以补习研究科学为名，隐瞒官府，掩人耳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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