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读京师大学堂期间，学生的膏火、饭食免费，但是纸笔、中外图书及一切生活服务等费，还是需要自己筹措。
仕学馆还好，毕竟都是有官身，根本不愁银子。
但师范生有不少一介穷儒，压根无以谋生计，许多又成了家，离家千里，求学长达四年，因此难免有内顾之忧。
不过京师大学堂规格如此之高，地方政府肯定也舍得对学生提供资助。为了让学生安心学习，部分省府就会给本地在京师大学堂学习的师范生津贴。
津贴钱数各省不一，比如湖北省给每名师范生每月二十两银子，包括安家银十二两，在京费用银八两。
广东给的最多，每个月直接25两。
这种资助真心非常高了，一年240两到300两银子，放在清末绝对是力度非常非常大的补贴。
毕竟一个闲散满清宗室一个月不过三四两银子。
至于京师大学堂的科目设置，其实和现代也没有太大区别，毕竟是学习的日本。此时的日本在教育方面已经和欧美接轨，大大领先于清朝。
仕学馆和师范馆的课程设置和难度有所不同，大体上有算学、博物、物理、化学、经学、外国文、地理、史学、心理学、法律学、图画、体操等课。
李谕其实基本都了解，唯独可能就是上上经学、教育学，然后图画也会上一上，当然很多时候是自顾自在练习素描。素描其实蛮有用的，李谕以前就想学，现在终于是有了时间。
大学堂里有位外国教习对他印象颇为深刻，就是来自日本的心理学正教习服部宇之吉。
服部宇之吉并不是京师大学堂主动聘请，而是日本方面推荐。
早在四年前戊戌变法刚刚设立京师大学堂时，日本就得到了消息。如今再次正式开学，日本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认为：“日本必须抓住这个时机，绝不能让欧美等国插手清政府的教育事业。”
于是日本外务大臣联合日本驻华公使一同说服荣禄与奕匡，从日本聘任教习。
服部宇之吉就是因此来华。
他的妻子叫做服部繁子，也挺出名，对清末民初的女子教育非常上心，同时她与秋瑾也是闺中好友。
服部宇之吉当然知道李谕的大名，所以在课下找到过李谕交流。
“李谕先生，您认为京师大学堂之学术成就可以赶超西方吗？”服部宇之吉直接发问，李谕毕竟不是普通学生，没必要搞那些弯弯绕。
李谕说：“服部教习的说法太超前了，现在大学堂草创初期，谈这些为时尚早。而且您应该了解，学术成就的高低有时候并不单单取决于一所学校水平的高低。”
服部宇之吉说：“你的意思是取决于学生水平的高低？是指你自己吗？”
李谕笑道：“您误会我的意思了。您可以理解为我也是学校的一份子，所以我当然并不是提及自己。我是说国力的强弱与学术成就的高低往往也是正相关。”
“好一个正相关！从这三个字就看出来你不仅数学水平高，眼见也不凡。”服部宇之吉继续说，“说点眼下的，你对我的《心理学》一课有什么建议？”
李谕说：“服部教习的教学水平自然不用多说，但是许多同学根本看不太懂日语教材，一边翻译一边学习，实在是太慢。实话说，这个时候我几乎已经快看完全部章节。”
李谕日语不错，这一点服部宇之吉是知道的，但大部学员虽然看日语教材有时候能猜出几分意思，但涉及一些专业词汇的时候，还是完全蒙圈。
所以现在京师大学堂的外籍教师上课时往往还要专门兼做翻译，效率很低。
服部宇之吉点点头：“你的建议非常中肯，我的确应该在学习中文的同时也编撰一套中文心理学讲义。”
好在他真的说到做到，服部宇之吉的心理学讲义至今还留存于世。
而且服部宇之吉对于京师大学堂的早期建设还是挺上心的，一到任便天天出勤，帮忙制定了师范馆和仕学馆的学科课程和规章制度，又为教室和宿舍做准备，协助购买机械、标本和图书，一同筹划师范馆的入学考试手续等等。
李谕说：“服部教习的中文在教职中已经算是优秀。”
服部宇之吉作为一个日本人还是很谦虚的：“中国文化源远流长，语言同样博大精深，我不过是从小有所涉及。说到这个，我认为正是中日一衣带水的关系，所以我们日本人应该做清廷的领路人，有义务做好清廷的教育工作，力保中华之文化不断。”
服部宇之吉的思想和他同时期的日本东洋史大学者内藤湖南很像。
内藤湖南的观点就是中国文化的核心曾经属于汉唐，但现在已经转移到了日本。因此日本要负担起东亚文化圈的领导地位，带领中国、朝鲜。
正是后来日本所谓“*****圈”的源头。
李谕当然知道这些，他面无表情说：“中国之文化当然不会断，即便历经各种阴谋阳谋亦是如此。”
服部宇之吉并没有听出李谕话语中的意思：“我们日本现在做的，就是要让清廷知道，我们日本与清国有着相似的文化，我们与西洋并不相同，只有我们日本才能在情感上真正与清国站在一起。”
李谕心想：是啊，你们日本确实和西洋“并不相同”，下起手来可比欧洲列强恶毒多了。
服部宇之吉赴任之时的日本对华政策是：“着眼于东亚全局，应以日本人的精神改造中国人的精神，打压排满兴汉的势力、维持清政府的统治。助其教育改革一臂之力，牢牢掌握中国教育的最高实权，以此促进日本国运的发展。”
作为一名由外务省和文部省共同派出的赴华教习，服部宇之吉自然深谙此政策之深意。
所以，他曾一直计划让清廷更多的招聘日本教习，力图使更多的日本教习在清朝教育系统占重要的一席之地。
甚至在发展中国女子教育事业时，他还不断强调日本传统的思想比西方思想更适合，应该成为日本女人那样的贤妻良母，也是为了在思想和精神上让中国与日本保持一致。
欧美等国其实也看出了日本的想法，丁韪良就曾经说：“以京师大学堂的服部博士为首的、其他大学堂和学堂的日本教习们，并不仅仅是来教学，而是奉日本政府之命来到北京。其行动要通知日本，要听从公使馆的吩咐，他们意在培养日本在华势力，不可小觑。”
不过在当时的清廷高层看来，他们真的觉得只能学习日本。
服部宇之吉以及他后续招揽的一些日本教习一直时刻保持着良好的形象。但很多时候也是做给荣庆这种清廷高层看，以便继续取得清廷的信赖。
1906年，他甚至直接给日本政府发文章建议：“不仅要依靠外交手段和政策的方式引导中国人亲日，也应从社交方面着手，让中国人认识到，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感情与欧美人对中国人的感情是不同的，如此更有利于扶植日本在华的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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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日本可以说是在很早的时候就开始从思想文化上和军事上双重侵略中国。
软的不行来硬的，硬的不行了继续来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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