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时分，这条长椅终于阴冷起来，连同小径吹过的风也是寒的。我的第一个哆嗦像是揭开了不得了的封印，接下来便止不住地发抖。多半也是因为到了饭点肚子还空着。回公寓是可以窝在暖炉前，热上一盒速食意大利肉酱面，可偏偏今天没骑车，托着有些发疼的胃着实寸步难行。我无奈着踉跄进北食堂，挑了菜单上看起来最热乎的“当日特色”——一碗学校官方的越南米粉。蜷在大堂里侧，我也顾不上什么文雅体面，一个人将粉条吸溜地作响，吃到半饱的当儿才想起抬起头环视一圈，确认没有熟人，终于身心俱疲地靠坐在椅背上。
这时兜里手机震了一下。我盘算着该是Ava了，却一个劲儿提醒自己有米粉没吃完，拖着不掏出来。我不确定是在和什么东西较劲，或许只是在和自己那无聊的傲气。将一扫而空的餐盘还到回收处，我重新坐下，这才翻起手机通知。令人大失所望的是，只有一封邮件。地址是学校内部的，标题写了“Re”如何如何，后面一串字符。点进去发现是报告体的“TimesNewRoman”字样、半页长，口气却亲切地以“晚上好，Dan”开头。我意识到是Kabir教授，正了正身子坐直。
“晚上好，Dan：希望我回复的不算太晚。案件我有关注。”
我将屏幕背过去，犹豫着这会儿应不应该往下读。教授日常待我是温和的，但我知道他本质上是个直脾气，尤其当涉及学术问题时。学生总能从一天天的相处中判断出来：戴着“学者”头冠的讲师们究竟在什么程度上是尊重自己学科、尊重数据和事实的。Kabir教授无一例外，总也在最严谨的一端。他对于社会问题的答复，恐怕顾不上问题人的心情。除夕夜与否，看到的东西到底是看到了。我接一杯橙汁，顺着读下去：
“
关于你的问题，我希望你能仔细考虑理由、安全性，和价值。理由是首位的，你得想清楚为什么自己在某一时刻、希望通过某一渠道说点什么。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有时候就跟垃圾桶没什么两样，有些家伙不理解发生了什么就急着站出来说话，但事实上，很多人比我奶奶都愚昧。在垃圾桶一样的地方，人是挖不出金子的。你能做的就是绕开。
如果真的希望参与讨论，那么就去能为他人提供价值的地方做：社会期刊、评论文；你猜怎么着，甚至用不着那么深奥，校报也不赖。总而言之，你得确保这平台能供人们坐下来真正地阅读和分析。观众和内容同样重要。
你实在想去发声，我不是非得拦着你（当然我也不建议，人生该有各自的阶段）。但考虑清楚何时、何地、对谁，保护好自己。
祝好，
Kabir教授
”
我将手机扣在桌上。“垃圾桶”的比拟是意料之外，惊讶之余，未尝不觉得贴切。这是Kabir教授作为写作者的习惯。每当留经济分析的作业，他总在评分标准上用粗体打一行字：“简明是关键。别犹犹豫豫的，别用大长词，说话要清楚、精确，读者看不懂就没有任何意义：逻辑、内容；足够了，收笔。”文风是反映在方方面面的。Kabir虽然因年头尚浅，屈尊于助理教授的职位，却因为简明的文字和办事风格，成为了经济系相当有话语权的骨干。他既然这样评价，我便愿意这样想：有些人就是愚昧的；众人皆醉我独醒，既张扬又自负，现在还被盖了免罪章。思考，但无为，这大概是教授所指明的轻松路。
沉重的是后半部分，是他不推荐的事情，关于去提供价值。这不是多么容易的事情——在真正严肃的场合下说些什么。我一介学生，能说些什么呢？我说我愤怒，因为同胞失去了性命；我去对着键盘敲字，质问不相识的陌生人：“你怎么这么冷漠，睁大眼睛好好瞧瞧。”提供价值......可我是如此的低俗：想吼出来的、能吼出来的仅仅是这般最直白的情绪；我又是如此懦弱，害怕自己的吼声被远为凶猛而无情的谩骂所淹没。甚至没有谩骂，没有任何声音，只有我自己的声音，在空荡的密闭空间中久久地回荡——洁白刺眼的大理石方盒。我曾经发自内心的相信：人们会站在同一间方盒里为了关乎个人命运的事情争个你死我活，后来我知道了未必要关乎个人命运，再后来：啊，原来人们不站在同一间盒子里；你对我说一个“不”字，我转身就迈出去，留下你一个人。一个人不具有任何意义，一个人无法为人们的社会讨论做出任何贡献。可是说到底，没有人逼我去做出贡献。没有人逼我去做出贡献。
说白了，从最初我就没有像Dennis一般满腔热血，也不像Steve四处奔波，我的情绪甚至是经营出来的，靠他人传导的。它还能算是我的吗？它在归属于我时究竟保留下多少原本的真实？我恰好累了，不愿去想，恐怕也想不明白。仅过去几天，校园已然将不知名华裔女性的结末忘却了，竟比媒体翻页得更快。或许这才是正常的，我是说，校园里清一色可全是世界各国的高知年轻人，钻研着关于社会的方方面面，怎么可能有错的余地呢？矛盾的是，黑人维权的口号牌一年到头地挂在非裔美国人的文化楼门前，怎么不见有人忘却？正相反，人家成员们时不时就从楼里搬个小桌子出来，黑白夹杂着搞些宣讲。我确实瞧见他们，是因为那文化楼与红砖房并列在一条路上，左右另也有服务拉美裔与***的各一栋，唯独没腾出哪怕一层给华人做做什么文化活动。想必是建到我们中国人这里，校方突然想起来要一视同仁，怎么能搞特殊对待呢，于是草草收工，把原本中国楼的地界改成了自行车停车场。
我出了食堂，特意沿着校北侧的远路溜达。冬天的缘故，天已经黑下来，每隔几米，绿化树树冠的黑影就在寒风中幻变，生出印象派的油画质感。红砖房关着门。我想起周三是没活动的，接着想起Ava在这里盘弄手机的神情，想起她尚未响应的约定。两侧步行道不见其他行人往来，想是聚进了各自的独栋。他们的谈笑声隔了玻璃听得清晰，语义却同外墙面挂的那些国旗一样令人不甚明了。明了的是光，由客厅的简易吊灯拼凑出来，斜切着撒在步行道上，爬下橙色路牙后，勉强往柏油路面顺了一截。我走到近前时，身上的衣服给映得忽明忽暗，惹得了窗边看客的好奇；她们放低手头的饮料杯，不约而同地朝我微笑致意，待侧身过去后，透过下一栋楼的玻璃反射，我瞧见她们又分外神秘地交头接耳起来。
我穿过油彩的黝黑冬夜回到房间时，绵软的倦意堆积上身。关了灯躺进被子里，双手交叠在胸口，只听得暖炉的低鸣在房间里回荡。我试图想些温暖的事情，于是回忆起过去的秋天与秋天的人们、接着是他们所存在的景色：正午阳光下的斑驳红砖、吱呀作响的校舍走廊、石台壁炉和玻璃瓶罐。我想起那条的坡道，坡道上有杆橙色的凸面镜；我记得应该切实地登上了上去，也亲眼见着了镜子另一侧那明晃晃的城市沙盒，可这会儿我愣是看不见了，就仿佛那沥青路从未真实存在过。缥缈的现实镜像中，那条坡道笔直地延伸向湛蓝，总也不叫人爬到尽头，我想以那橙镜作路标，转头才发觉：连那镜子都凭空消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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