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初，两周一次的支教，Ava看来请假了，没准儿是直接退出也说不准。从结果上，准备内容变得吃力不少。“加分志愿”的女生依旧是带着最热心的表情，承担最少的活；唯有我和地理生两人任劳任怨。他们问我知不知道Ava怎么了，说实话我也不清楚。或许是上次的对话使她产生了戒备，所以才在分别时显得疏远；可按理说是不应该的，Ava不可能是因他人影响而改变自己行动轨迹的人。无论如何，我们第二次走进教室的时候，学生们都叽叽喳喳地好奇另一个姐姐的去向。我只好敷衍他们说是去考试了。孩子们一听到“考试”的字眼立刻一脸沉重，就好像这是他们认知中一个人所能承受的最大苦难。可三人一开始续着讲起上次的课件，台下又重新聒噪个不停，两周前那股怕生的劲儿不知道跑哪里去了。
Ava的缺席使我有些静不下心来。休息的空档，我想问问她怎么了，却想起没有她邮箱以外的联络方式。这是当时有意而为之的：一来，不想让她觉得我迫不及待要从她那里拿到什么个人信息，跟新生会搭讪似的；二来，我也享受因场合和契机自然发生的相遇。就如这阿姆斯特朗小学，班上的孩子们连手机都没有，却清楚地知道明天也能见到身边的伙伴，不用谁主动去约定，更不存在拒绝和挑剔。这是多么简约又幸福的联系。可我着实没想到有一天会在这上面栽跟头。
“这样也好，”我锁了手机放回兜里，心想：“和当地学生一起给社区做贡献才是初心，今天就好好体验一下。”不过小学生是不在乎我的决心的，该闹腾仍是闹腾。尤其是小胖子Gabriel，毅然决然要用新搜罗出的问题搞晕我。诸如“讲讲开车是怎么样的”，“你见过熊猫吗”，也有“地震的时候掉到地缝下面怎么办”这种还算和课程沾点边的。我尽量把后者挑出来，在所能及的范围内解答他。这还算什么系统性授课，分明是杂谈会。
总算是熬过了近两个小时，我是一分钟都不想多逗留，打了招呼直奔门口。根据上次的经验，这回我特地没有骑车，免得陪Ava走个一公里还得返程取。站在校门口，后悔也没办法，只好一个人沿着住宅街走回学校。唯有天气和上次一般好，在树荫下穿行一会儿，起码肌肤的感触是舒坦的，我又考虑起和Ava的交谈。为了鼓励本校生准备期末考试，秋季学期的这第二节支教课也是该学期的最后一课，转到春天继续，最近几个月恐怕都不会见到她了。
我沉浸在略微遗憾的个人情绪里。人在情绪里的时候会掌握这样一某虚假的主导权：即天大地大唯自己的事情最大，只要一刻心情不好，这街上的任何事情都是与我无关的，别想碍着我。如此一想，连街景都像是为我一个人服务的了，是我故事的背景板。而此时就从这背景板的街角，侵入了一个穿着紫色背心、耐克球鞋，扎“骇人”长发绺的高个儿黑人。他脖子上挂的BEATS头戴式耳机外放出嘈杂的音乐，使他一边跟着扭动身体，一边吹出口哨来。他动感有活力，算是缩影了洛杉矶潮流文化的一块碎片，但此时我只觉得他是在糟蹋这阴郁。
我自顾自往前走，和他迎着错开了，谁想就在擦肩而过的时候，他往路边啐了口唾沫，头也不回地抛下一句“傻缺玩意”。我先是一愣，污秽的东西进了耳朵里却没产生意义。四下环顾，很快发现这人就是冲着我说的。我下意识地两手摊开，朝他背影说道：“老兄，这可不合适。”他依然晃动着躯体悠然自得地走着，一点反应没有，不一会儿消失在另一头的转角。我意识到在暗自庆幸他无意回来对峙，这样的街道上孤立无援，天知道他兜里装了些什么物件。可立马我又痛恨起自己息事宁人的念头：这口唾沫就差飞到脸上了，于情于理都应该生个气，龙应台女士是这么教的，在国内和自己人都要生的起气，到了外面怎么不得更能拉下脸吗？我羞愧难当，被陌生人羞辱末了，还要挨心里的教训。
再者，使我震惊的是此人装束之平常，就像是街道上任何普通市民一样；非要说的话，他甚至是在相对富裕的那端。这样的人究竟是出于怎样的念头化身成狂吠的狗，我当然不可能、也不期望理解。我只觉得像是被猛地摇醒了一般，重新意识到自己是孤身一人站在一座云龙混杂的城市脚下。它不只孕育了Jerry那样的老好人，也说不准何时就猛地释放出无差别的恶意，能轻而易举地击碎任何幻象；什么个人奋斗、心路历程、家族期待，一瞬全都被化作须臾之物——散了、碎了，失去了意义。这种更加原始的、深层次的恐惧如洪水般袭来：今天，阳光明媚的街道上，我安然无恙；不可能总安然无恙的。
我愤恨起自己之外的、某种庞杂到难以抵抗的巨物来了。难以抵抗，但最起码，这愤恨绝不可以侵染到幻象的根基，只因那根基纯净得纤细，不留神就变了质，本来的原貌必将永久地消逝了。我只好强行不去想支教的事情，更不可能想Ava；我绕开了Jerry的小屋，愤愤走回了名为“大学”的人造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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