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落地洛杉矶国际机场的时候，我是真正的形单影只。明明是世界级的都市，国际学校的同届愣是只有我一人飞来这里，入学一所还算知名的研究性私立大学。关于这其中的理由，有一份我自己希望相信的版本和我的母校用来对外招生的版本。我对后者最大的意见在于“我”这一存在比原版的我优秀了不少、尤其是刻苦了不少，使得原版无所适从。既没有参加过什么全国竞赛、也没有各种荣誉头衔的我究竟是因为什么被学院那些严苛的招生官认可？我只好相信是那磨洋工出来的申请论文和某位白发苍苍的老先生产生了共鸣。
无论如何，我的母亲因此骄傲，父亲的话，在对于这类事情形成观点之前，首先还面临着不知道我每年多大的问题。固然两个人的认知和现实有着各自的差距，我们家还是意外的达成了共识，其结果便是我带着留学生的标签踏上了大洋彼岸的国境。对于处在国泰民安、风平浪静年代的这一代人来说，离开自己的故乡求学恐怕是一生中最具有戏剧性的经历了。往前再顺十年，除去大名鼎鼎的一批公派、回国报效祖国科研的老一辈们，“留学生”的标签可谓是没什么争议地囊括了一些所谓混文凭的富贵年轻人们。到我那个时候这标签开始变得有争议起来了——围绕着是不是混，捎带争一争富贵与否。
母亲当然是一遍遍给我灌输了不少关于留学生如何不学无术、报团取暖的杂谈。她并不了解自己儿子乖僻的一面，属实是多虑了。当时的我极其偏执地渴望体验新鲜独特的生活方式。在表象上，这渴望和诸多总算是冲出了金字塔般教育牢笼的同龄人类似，实际恐怕要相去甚远；我的父母从没将我摁在金字塔那陡峭坎坷的斜坡上。以金灿灿的学生履历为代价，我获得了童年和青少年所有可支配的时间。这是多么可畏的权利，单是没有误入歧途这一点就得感谢无数机缘巧合的叠加。
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巧合得归结于我所身处的时代交界点：我们（其中的大多数）是最后一批不捧着电子产品出生的孩子，自然也就不过早涉足各大社交媒体平台。我记得第一部手机是诺基亚的翻盖款，初中开始走读时由母亲买来的，里面内置了贪吃蛇的像素游戏；摄像头只能拍清“回执”二字的标题，内容云云一概是模糊的。等到高中，同班生换上苹果四代的时候，那台诺基亚依然坚挺，也就原样用着。不论是个例亦或普遍，就结果来看，我在不知不觉中避开了信息时代的汹涌浪潮。
我所能触碰到的总是具有实体的物件，以及与之相关的生活万象。我所获得的不紧不慢的求知欲与好奇心也总围绕着它们。摊在瓷砖地板上的塑料兵人与旧式书柜里的百科全书以相等的权重吸引着我；它们不是打发时间的玩具、为未来铺平道路的垫脚石，而是意义存在于自身之中的、更纯粹的体验，因为除了年少无知的自己，没有人去为它们赋予额外的社会标签。任何没见识过的事物也都是好的，只需稍稍把玩、了解，便能产生某种新鲜的连结。如果说仅仅是放养式的思维就使同龄人对我敬而远之，多少有些不贴切。对我敬而远之的是孩子们的母亲。两个发小曾经不止一次转述给我各自受到的教诲：“离那孩子远点”，“正经学点东西多好”。
也不知是不是我的父母看在眼里，预感我终将习惯不了僵硬的框架，才在中考结束就早早打算将我送出去留学。对小时的我来说，其实哪条路都无关紧要——两边都是未知的、探险式的。那么留学就留学。在新成立又经验尚浅的国际高中，我见识到了一小撮对金字塔的存在都不屑一顾的家伙们。我不由得走上前去，想着研究研究他们张牙舞爪的生活方式，谁想却看到了混沌；那是模糊不清的一团黑雾，杂糅了对各种可能性的抗拒，仿佛“抗拒”本身才是主旋律。校内传言不断，抓住一条稍微听一耳朵，发现混沌的下面更有做支柱的坚实地基，有叫石油有叫地产的，五花八门。我困惑地向后退去，是因为最终也不明白他们在抗拒什么。与此同时，自己心中长久以来的执著越来越明晰：我分明要获得最“纯粹”的海外求学历程。“纯粹”的具体形态我不得而知，但一定不是我日复一日度过的南城生活所接触过的景致，也绝不可能是富足的逃避与怯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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