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我们在兵力上不占优势，硬攻根本不行，必须想个妥善的办法，傍晚的时候我带了几个人摸到敌营附近的山坡上，仔细观察敌营的情况，我发现白天有民工模样的人出入，看来敌人有民工在抢修工事，我心里就有主意。
我安排人白天装扮成民工模样，分组潜入城去，把地雷、枪支等藏在一个推大粪的车里，鬼子检查时一看是辆大粪车就放行了。
我则带了人分布在城门口处，在南门和北门安排了两队人马，先由里面的同志夜里准备妥当，在敌人集中的地方和必经之路放置了大量的地雷和炸弹，然后由他们夜里解决看门的哨兵，放大部队进城，我们先从南门攻入，敌人一看情形不妙想从北门逃跑时，守在北门的部队又把他们堵在一块空地上，结果很顺利地拿下了这个城堡。
在这个期间，由于是国共合作时期，也经常地和吴贵雄的部队合作，起初还算仁义，我们合作的还算可以，譬如攻打凉城的那次。根据上级的部署，我们派了人给吴贵雄送信，让他从南边发起攻击，我们从北边夹击，然后形成合围之势，把鬼子吃掉，吴贵雄也赞同我们的看法，答应与我们并肩作战。
很快我们就到达了北门，这次我们定的是拂晓时分发起总攻，因为我们离凉城有一段距离，大部队要赶那里起码得夜里二更时分，还得休息片刻，做好战前准备，我算时间应该是拂晓时分。
再说鬼子已经摸透了我们的手法，晚上他们也是如惊弓之鸟，不敢睡觉，探照灯把城门外照得如同白昼一般，他们做梦也起不到我们这次是天快明的时候动手，这个时候，他们的人也都困了，有些已等不及早就解衣上床睡觉，正在做着美梦呢，不想我们的攻击就开始了，打的鬼子摸不着头脑，以为神兵天降。
再说两面夹击，鬼子们更是慌了神，不知我们有多少人，鬼子们不知所措，事先又没有安排，无从下手，只有被动地挨打，有些裤子都来不及穿，有些都穿反了，有些找不着自己的衣服，其慌乱自不必言说，狼狈之像让人忍俊不禁，那一仗打的真是痛快淋漓。
战斗结束后，我与吴贵雄有过一面之缘，那是为了协商缴获器械的安置问题及凉城的守备，当时处于抗战的需要，有几种分配方案待定：一是双方缴获的枪支弹药归个人所有，凉城的守备再进行协商；二是一方要枪支弹药，另一方守城。因为当时我军战略物资比较匮乏，根据实际情况我们请示上级要缴获的枪支弹药，以扩充我军的装备。
上级同意我们想法，答应只要吴贵雄部队同意将缴获的枪支弹药献给我军，我军可以考虑退出凉城，凉城由吴贵雄的部队守备。我就负责同吴贵雄协商这些事宜，很快我们就见了面，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吴贵雄基本上答应了我们的要求，因为这样对他有利，他们装备较好，根本用不着缴获的枪支，况且老蒋对地盘更感兴趣，真是各投所好，所以谈判很成功。
等这一切都顺利地谈妥后，我就想到了婉儿，并向他问起婉儿的情况。他说婉儿一切都好，让我不用担心。我想与婉儿见上一面，他却说婉儿去执行一项特殊的任务还没有回来，我就让他帮忙带信给婉儿，让她不用担心，我这里一切都好，很快把鬼子赶出去后，就可以与她相聚。我以为他听懂了我的意思，也不好意思说得太直白，让他放婉儿回来，正好我也正在与敌作战，顾不得谈情说爱，不如让婉儿在他那里，再说我们经常转战，居无定所，而吴贵雄却是守着一处，基本上没什么战事，相对比较稳定，而且条件比较好。
这是我最后悔的一次决定，也是一个最错误的判断。我始终认为吴贵雄是婉儿的表妹，不可能对婉儿怎么样，但哪里想到后来发生的一切完全改变了我们的结局。
这一仗，我们缴获不少先进武器，为今后作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可能是郝团长在上级那里颇受赞许的一个原因。但是这样反倒让郝团长很快就向南转战，因为当时乌蒙山与鸡鸣岭方园百里之内已基本控制在我们手里，鬼子已经不占任何优势。
正当我们放松了对敌战斗，准备转战的时候，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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