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有个司马家,被胡人撵得一大家子人呼啦啦地跑到南方去安家了。
由于司马是老板,南方的那些员工也不敢说什么,老板想住就住吧,不过门口的那些地、那些铺子都是我们几代人打工幸苦得来的,你可不能动啊!
可是跟着司马一路跑到南方的这些亲戚和员工就不乐意了,我们来了这么多人,也得生活啊,这这哪都是你南方员工的,我们北方员工吃什么喝什么啊?不行,你南方员工得分点出来!
原本司马跑到南方还想着整合一下重振旗鼓打回去,这下好了,北方员工和南方员工却先干起来了,而且还有两个姓王的员工能力出众,不但在司马搬家的时候出了大力,来到南方后,还带着北方员工从南方员工手里抢夺了很多的利益,导致那帮有奶便是娘的员工们直接就认了王姓员工做大哥,于是就有了“王与马,共天下”的说法,直接就把司马给架空了。
如今赵宋也想搬家,那么司马家的遭遇就不得不考虑了。
还好赵宋搬家的需求还不是那么的迫切,为了避免重蹈司马家的覆辙,就需要好好规划一下了。
赵宋如果搬家,北方员工和南方员工会不会因为利益打起来?答案是肯定的。因为没有人会甘心让出几代人的辛苦经营。而且在这个过程中,王姓员工出现的几率是相当大的。
既然有着充足的时间可以慢慢筹划,那么这些问题就可以提前解决,有些人注定是要被牺牲的。
不管是什么人都有个远近亲疏之分,谁亲谁疏那还不是一目了然,留在身边的自然就是亲近的,南方的自然就是远疏的,甚至是不受待见的被打发过去的。
凡事一旦涉及到了利益之争,那就不存在对错,也不可能和平解决,想要以最小的代价完成利益过渡也不是不可以,但是需要长时间的谋划以及精密的计划。
就如越是精密的仪器就越容易出现故障一样,精妙的计划只要中间某一个环节出错,事态就会脱离控制,甚至形成不可挽回的局面。
所以章惇在制定计划的时候,选择了最简单,也是最粗暴的做法,打烂一切后再重新入场瓜分利益,皇帝便是主持人,不但主持如何瓜分利益,还能在分配利益的过程中调解平衡来巩固自己的地位,这也是大乱之后必有大治的历史经验。
章惇可以说为了哲宗皇帝,什么都考虑到了,唯独漏了东南的百姓,但是在章惇心目中,东南的百姓与赵宋的江山稳定比起来,那就不值得一提了。
章惇向哲宗皇帝说完自己的计划后便告辞出宫了,该做的章惇已经都做了,剩下的就看哲宗皇帝如何选择了,这个计划后续会如何发展,章惇是绝不会过问的,也不敢过问。
章惇提出这样的计划,肯定是会受到皇帝的猜忌的,这里面包含了叛乱、平叛,只要是智商在线的帝王如果采纳了章惇的计划,那么计划的实施就根本不会有章惇什么事,甚至连进展都不会让章惇知道。
章惇只要有点政治头脑,从提出计划的那一刻开始就需要避嫌,努力撇清自己与这个计划的联系,甚至哪个权贵能上桌也是皇帝全权做主,章惇连一点建议都不能提出。
章惇之前联系的那几家是属于不管是谁做皇帝都能上桌的那种,也只有和这几家先通好气了,让这几家知道其中的厉害并稳住这几家,这样在计划实施的中,这几家才会按住自己的贪婪之心不会提前进场,引发不可控的局面,造成更大的动荡。
哲宗皇帝见章惇提出计划后干净利落的就出宫了,知道从这一刻开始章惇就已经开始避嫌了,也表明了章惇的态度,不由感到章惇对自己的忠心。
章惇走后,哲宗皇帝开始反复衡量章惇的计划,思量如何用最小的代价达成目的,其中最关键的便是平叛的速度,如何利益交换来平衡朝中的势力对于哲宗皇帝来说不难,难的是如何在叛乱发生后,将事态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快速平定叛乱就成了重中之重。
对于如何平叛,哲宗皇帝决定找个信得过的懂军事的亲近之人询问一下,于是想到了李宪。
李宪以中人(即宦官)为将,一生中大部分时间转战于西北边陲。在宋神宗时,屡次参与监督、指挥边境的征讨活动,能提出一些好的建议并取得胜利。一度兼管财政,节省冗费十分之六。
元丰四年(1081年)六月,北宋乘夏廷内乱,调集熙河、麟延、环庆、泾原等五路大军二十万攻夏。宦官李宪任熙河经略使,率熙、秦两州军队为一路,由熙州(今临洮)往北,攻击西夏背面。八月,李宪以大将李浩为先锋,由今临洮出发,翻越马衔山,至康古城(今榆中境内),进而取西市新城(今榆中三角城),九月二日,攻克兰州。
李宪设帅府于城内,并建置兰州。次年正月,宋廷改熙河路为熙河兰会路。兰州归入北宋版图。
李宪中人(宦官)出身,深受宫里的信任,然而却不受高老太后的待见,元丰八年(1085年)三月,先是被高老太后降为永兴军路副都总管、提举崇福宫。次年,降李宪为宣州观察使、提举明道宫。
元祐三年(1088年)闰十二月,李宪因明道宫使任满,请求告老致仕,被除授为右千牛卫将军、分司南京,准予居住陈州。
元祐五年(1090年)十二月,李宪再任延福宫使、宣州观察使、提举明道宫。
次年五月,哲宗准许他“任便居住”,至同年八月,又同意他以右武卫上将军致仕,但因中书舍人孙升谏阻,而收回成命。
元祐七年(1092年)六月,李宪逝世,终年五十一岁。
绍圣元年(1094年),哲宗亲政,有重兴西北军事之意,遂追赠李宪为武泰军节度使,赐其谥号为“敏恪”。至绍圣四年(1097年),改谥“忠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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