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鉊本来是想回来之后就规划解决马楚之事，可是自他回朝之日起，民政上的事情就一拥而上了，而且很多还是必须他这个皇帝才能拍板的大事。
张鉊本来有点想把这些事情往后推一推，毕竟天下未定，军事才是最主要的，但是转念一想，又不能这么干。
别看现在张鉊一回京就有一大堆的事情等着，但这却是属于是张周一家的‘风景’。
以前的后梁、后唐、后晋可没有这个情况，甚至唐末藩镇割据以来，都没有这个‘盛况’。
因为此时的文人地位太低、不受重视导致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倒不是没有人读书了，学习知识永远是人类前进的动力，是人类刻在基因中的偏好，所以哪怕是五代，学文读书的也不少。
导致的非常严重问题，其实是文官开始大规模的摸鱼。这不是肥缺被武人占据，地位低，待遇也低嘛，那好，我就少干活。
五代文官摸鱼的程度，简直是丧心病狂的，别说什么州县官，朝廷中下级官员，就是冯道、和凝这样的，那曾经都是摸鱼大师。
他们从最开始的皇帝不问不献策，到后来是皇帝问了也不献策，每日基本都是在应付事。
发现了社会积弊，也不上报，等到皇帝发现了，或者说矛盾遮掩不住了，那就开始和稀泥。
这导致一系列相当严重的后果，文官摆烂以后，皇帝就只能越发的重用武人。同时出于对武人的不放心，往往开始信重身边的亲信和谋主。
后唐庄宗时期的刘皇后干政、伶官景进独揽大权，后唐明宗时期的奸相安重诲，石敬瑭时期的桑维翰，石重贵时期的冯玉，都是这种后果的剧烈体现。
其中桑维翰还好点，他至少是真的有才，但其他几位，本身就没什么文化，为祸尤其暴烈。
譬如景进，他为李存勖收揽宫女充实宫廷，一次性就掳走了青年妇女三千人，还连他妈魏博牙兵的家卷都敢掳走，天下为之侧目！
李存勖是真死得不冤，他自己就是靠魏博牙兵组成的银枪效节都，在胡柳坡之战与德胜之战中发挥关键作用，才能克制朱梁的。
这不过区区几年，就把魏博牙兵当成了纸老虎，连他们家卷都敢掳走。
于是没有任何意外，庄宗没过几年就被魏博牙兵们给一口咬死了。
所以到了周国建立后，张鉊敏锐觉察到了下面死气沉沉的摸鱼风气。
因为这玩意，我张圣人太熟悉了，出来做短视频之前，张圣人在某国企中，就以摸鱼高手而着名。
了解到深层次的原因后，张鉊趁着后晋官吏被耶律德光做了一次大清扫的机会，适时的清除了一大批冗官。
又借着改制的机会，将原本属于文官，但是被武人霸占的官职还给了文官。
随后再在朝中以身作则，注意听取各房意见，凡是文官，哪怕就是八九品的小官上书，张鉊都认真听取，要么自己亲自作答，要么让中书省的六个舍人代替作答。
对于每个上书的官员，张鉊都准备了小礼物鼓励，虽然也不过就是十斤羊肉、几斤白糖，几匹布帛或者一瓮美酒。
但那也是御赐之物啊！这极大的刺激了朝廷官员上书言事的热情。
同时，张鉊对于那些正确的建言，也以极快的速度进行反馈。
去年一个开封府城西万胜门的城门尉投书到中书省章台，说慈佑皇太后出行的车架太多、太庞大，而且喜欢在拥挤时出城，经常给百姓带来不便。
张鉊的嫡母慈佑皇太后听后火冒三丈，命她的头号狗腿子韩国长公主李贞儿，带人将万胜门的城门尉，直接打折了腿。
张鉊知道后，严厉处罚了韩国长公主李贞儿，罚没了他的食邑二十户。
并且命内侍将万胜门城门尉抬到朱雀门下，亲自慰问了城门尉，向他表示了歉意，更将韩国长公主的这二十户食邑，作为汤药费赔偿给了城门尉。
随后下令在万胜门右，单独开了一个小门，给慈佑皇太后做出城游玩的专门通道。
而翘着断腿在万胜门继续值守的城门尉，则成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而同时，东京开封府开封县的县尉建言，东京七门巡检使与开封府赤县陈留县与开封县两县县尉的职责混同，责权不清等事。
张鉊也立刻做出反应，命枢密院与吏部、户部研判之后，将城内民事和治安还给了开封、陈留两县。
而七门巡检使也被分为了内城巡检使、东城巡检使和西城巡检使。
只负责两县无法管理的纠察勋臣、官员和豪商子弟不法，以及巡检三城私藏甲胃、长兵器和弩箭等事情。
提出问题的开封县县尉，立刻被越级擢拔为了东京东城巡检使。
同时张鉊规定朝廷中枢五品以上官员，每月没有一次上书言事的，采取罚俸、降职乃至罢官等严格措施。
在小的方面张鉊就如此注意了，大的方面自然就更加重视。
在张鉊以自己累得回后宫去调戏一下大符都提不起兴趣为代价，张周官场上的行政能力，终于被刺激了出来。
于是‘自作自受’的张圣人刚回京，就被奏疏给淹没了。
没办法，他只能免除留守东京的阴正奇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和东京七门兵马使之权。
然后任命阴正奇为持节江南都部署，率这次留守的亲军左龙骧卫三千人南下到襄阳府。
阴正奇的主要任务，就是负责统筹刘再升、马昭远两位方面大员，先期准备摆平南平和马楚的事情。
我张圣人则必须要在东京将事情搞完之后，才能继续南下。
而眼前诸事中，目前最紧迫的事情，就是废除前朝乃至从唐末一直延续的苛政，以及更深层次赋税的问题。
事情的起因，还是张鉊在河东的废除苛捐杂税和丁口银的事情引起的，河东百姓得了实惠，其他地方的百姓也想要。
其实这个时代，也确实来到了一个中国古代税赋制度大变动的时间节点。
中国古代的税收制度，两汉魏晋时期，是分为租和赋两种，租是指土地税，赋就是丁口银了，此外百姓还必须要服徭役和兵役。
南北朝到隋唐，因为府兵制的兴起，战斗不需要在大量征召农民兵，于是赋税制度变成了租庸调制度。
所谓有田则有租，有身则有庸，有户则有调，结合起来看，还是土地税加丁口银再加徭役等。
当然，这只是粗浅的理解，里面的道道还多得很。
而租庸调制度，到了唐高宗后期，府兵制逐渐分崩后，就开始变得征收困难。
这玩意是以人丁为基数的，很强调人身控制和政府对兼并土地的抑制能力。
一旦政府不能很好的抑制兼并，失地百姓大量逃往，租庸调就收不起来，然后就会被平摊给还能勉强维持的乡邻身上，最后导致所有人都只能以逃亡来躲避。
所以到了天宝年间，以田亩征收税收的户税，就开始重要起来。
但了中晚唐，户税也不行了，国家财源枯竭，于是最终到了唐德宗建中元年，两税法正式出台。
所谓两税，就是在每年分夏秋两次征税，夏税在六月收完，秋税在十一月收完。
但其中最主要的改动，就是把原本看丁口的租庸调，变成了看富裕程度的分别征税。
这从国家的税收层面来说，无疑是一次巨大的进步。
它避免了租庸调时期大户们轻易就能将繁重的徭役，转嫁到穷苦人头上的弊病。
不但增加了财政收入，还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穷苦百姓的负担，简化了交税的繁杂，解放了生产力。
总结起来就是富人多缴税，穷人少缴税，缴税直接交钱，不在七七八八的需要交纳粮食、牲畜、布匹等。
看着很好是吧！确实很好，如果能严格执行下去，当然很好。
可是这种理想模式，别说唐朝，就是后世的美利坚，税务警察号称联邦战斗力天花板，都照样做不到。
所以唐朝的两税法只实行了不到三十年，就基本分崩离析，各级官吏上下其手，还利用缴税不能缴实物这点，逼迫百姓贱卖产出换钱，再狠狠剥削一次。
等到了五代，那就手段就更加丰富，在两税之外，各藩镇巧立名目，使百姓生活更加水深火热之中。
而且两税法，还有一个张鉊不知道该说是弊端，或者不算是弊端的影响。
那就是两税法是建立在府兵制瓦解的基础上，是中央政府对于土地从强势干预，到少干预甚至不干预的反映。
张鉊要继续实行两税法，也就必然会导致张周跟两宋一样，就算是想要抑制土地兼并，也根本无法做到。
这也反应到了国家的基本保障—武力上面。
两汉到初唐租庸调这种模式能有效推行，这就让两汉一直到隋唐，国家随时能动员出来相当不错的武力。
有时候哪怕正规军打完了，地方上的豪强大户，也能立刻提供相当的武力，只要中原朝廷的号召力没有失去，国家就没有危险。
到了中唐和末唐，府兵制崩溃之后，玄宗就被迫搞募兵制，然后玩脱，造成了藩镇自主。
黄巢以后，唐廷彻底失去了武力基础，藩镇武力进一步蜕变，他们从募兵制，变成了武人掌管一切，直接代替国家的作用，以政权保证武力，以武力保护政权。
所以残唐五代，武人才那么能打，因为国家的一切好处都给了他们。
一时间，内部几无农民起义，外敌只能低眉顺眼当灰孙子。
但这玩意的问题很大，因为武夫根本不懂治国。
而要是把治国权力交给文官，那文官就会用各种手段剥夺武人对政权的掌控。
所以他们干脆极度鄙视文人，把国家当场帮派，当成黑社会来经营。
结果玩到后晋，就迎来了总崩溃，因为百姓们承受不住了。
他们不是逃往到山上、沼泽里成为黑户，就是已经死于各种天灾人祸。
实际上中原自朱梁末期，就一直处于总崩溃的边缘。
后晋那是被契丹打败的吗？不是！他们是被贫穷打败的。
不管是这个时空，还是历史上，后晋哪怕没多少骑兵，也可以花式吊打契丹。
但是他们没钱了，连出兵三五万，打个两三个月的钱都没有，桑维翰给石重贵捞的最后一笔钱，让后晋打的耶律德光化身骆驼战神。
可是第二次，就彻底没钱了，大军被围住两三个月，后晋朝廷别说抽调援军，连驻守邺都的军队都开始挨饿。
果然是个魔幻的时代，中原朝廷的大兵不是被塞外国家在军事上打败的，而是被塞外国家在经济上打败的。
这就是张鉊面临的问题，均田不均田倒是在其次，关键点在国家的运转机制上。
要是接受两税法，势必无法在强力抑制兼并，就算张鉊可以，但等他两腿一瞪，就是瓦解的时候。
而且实行两税法，又要不贬低武人地位，就注定了张周很快要走到不抑制兼并+节帅募兵镇守地方的老路上，那么唐玄宗的故事，就会在不远处等待着张鉊。
运气好他死在了开元末年的最后一天，然后儿子进入天宝年间，一二十年后天下板荡，一场大的变动来到。
运气不好，他就会成为唐玄宗，亲眼看着他辛苦打造的一切被历史的洪流席卷。
而要回到租庸调制，也几乎走不通，因为中原不是落后的河西，生产力已经发展到这了。
两汉到唐初，两三百亩地才能养活一家人，现在再继续发展一下，七八亩、三四亩地养活一个人的时候就要到来，手工业大发展的时候也要到来，人口将爆炸式的增长。
到时候人多无地，还要承担庸调，嗯，民变的基础有了。
手工业等大发展了，但租庸调的生产模式和几乎是以物换物的市场，严重阻碍了他们的发展，城市平民和富裕地区的农户也得罪了。
所有人随着租庸调模式越来越穷，最后兼并越来越剧烈，再来个豪强振臂一呼。
卡吧！他建立的这个张周，还没开始起飞呢，直接回到了唐末。
简单来说，租庸调就是大家一起过穷日子，上边的权贵豪富无比，下面的百姓挣扎求存，并无多少中间阶级，商品经济也不发达。
而两税法呢，历史上实行之后，明显更适合手工业、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它打破了两汉之时，那种豪门与贫民不可逾越的鸿沟，出现了大量的中间阶层，北宋的繁华，就很大程度反映了中间阶层的增多。
秦汉时期，素封之家少之又少，尚不能形成阶层。到了唐时，富而不贵，贫而不贱，贱而不贫的中间阶层开始出现。
到了宋朝，中人之家钱以五万缗计者多不胜数，京城中十万以上之家比比皆是，州县之间，随其大小皆有富民。
这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财富终于开始大量走入中人百姓之家，不再全部被权贵占据，此乃历史的大潮，谁也不可能阻挡。
行不通啊！逆着历史的车轮来，肯定是要出问题的，硬要搞租庸调，他张鉊的名声，在丹青之上一定会比隋炀帝还要臭。
张鉊痛苦的呻吟一声，倒在床上看着屋顶久久不语，懂那么多干什么？不懂就不会来操心，我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不好吗？
又长长的叹了一口气，门吱呀的一声被打开了，皇后曹延禧缓缓走了进来。
她一看就知道张鉊是遇到了难题，也不说话，只是默默走过来挨着张鉊坐下，把张鉊的头放到她丰腴的大腿上。
张鉊深深吸了一口曹延禧身上香香的味道，咕哝一声翻了翻脑袋，找了个最舒服的姿势，继续往下想。
历史上，承接五代的北宋当然也承接了两税制，所以他们不抑制，或者说想抑制兼并也无能为力。
于是为了稳定，就只有一条路可以走，那就是把武人彻底搞臭，搞的武人成了臭狗屎以后，再用钱把他们养猪一样养起来，搞出了一个军费占财政绝大部分的沙凋军事帝国。
想想宋军那个金兵的狼牙棒都要打到天灵盖了，没有赏钱也绝不开打的做派，张鉊胯下就是一凉。
然后是明朝，朱洪武用了一个折中的办法，民间还是搞两税法，但他把武人集合起来弄成军户，然后在军户中，实行一定程度上类似租庸调的制度。
很显然，最后还是失败了，明末卫所兵连大宋的垃圾禁军都不如，民间武力更是完全废了。
到了我大清。
咦！
张鉊突然坐了起来，我大清的八旗制度，怎么说呢，这玩意其实并不腐朽，相反是一种结合了汉唐兵制的，相当完美的武勋制度。
虽然不能和近代国家比，但绝不是什么腐朽的玩意。
有人会说，那八旗兵照样会腐朽，还腐朽的飞快。
不！不！实际上，八旗的武力，那最核心一两万人，一直保持相当的战斗力，只是他们人少，不敢拉出来做一锤子买卖。
满清的八旗武力，要一直到了八里桥被英法联军杀崩溃之后，才终于烟消云散。
纵观整个满清，八旗从入关到打准格尔，打大小金川，打缅甸，一直到八里桥，腐朽是肯定的，但彻底腐化，如宋朝禁军，明代卫所那样的腐化，是没有的。
这是一项很了不起的成就，自东汉以强亡之后，中原王朝就再也无这样个贯穿整个王朝，起起伏伏却始终有些战斗力的部队了。
八旗制度的脑残之处，不在于他的军事架构，而是在于他的政治架构。
那极其傻缺的满汉不通婚，以及更傻的旗人制度，才是毁灭它们的元凶。
但即便如此，满清任然是历代中原王朝中最能苟的，如果没有遇到西方列强的话，张鉊估计满清能苟个三百五十年，甚至接近四百年。
那么自己能从八旗制度中，借鉴到什么呢？
优握的待遇，严格的军事选拔机制，身为国家主人的荣誉感，以及皇帝对于他们的绝对掌控。
如果加上一个良好的竞争机制，以及对外放开，吸纳新进的制度。
或许，自己可以用这种制度，以亲军为上三旗，禁军为下五旗，配合武举制度，将天下豪勇之士，招募进亲军和禁军中。
绿营的角色，则由各地州县兵和民间的团结健儿与义从骁骑来充当。
那么未来的张周，或许可以用凉兰甘肃等州的河西陇右健儿，形成亲军和禁军的班底。
再以完善的武举制度收揽天下豪勇之士，组成一支八到十万的绝对精锐常备军。
同时完善竞争机制，亲军与禁军的下一代，如果没有合格的接替者，就可以黜落他们。
而在政权方面，用科举以选拔天下人才，完善文官制度。
以后张周在武力方面，就是皇帝与勋臣和亲军、禁军共享权力。
在政治方面，则可以和文人士大夫共享权力。
只是天下的好处就那么多，这样谁都吃不饱啊！
嗯，不怕，国内的好处和权力大半给文官系统，武人系统吃一小半，其余的不足则可以出去，去吃外面广阔天下的红利。
至于普通人，则沿用两税法放开生产力，促进手工业和商品经济的大发展。
有搞头！张鉊越来越兴奋了，虽然这个想法，还有很多疏漏，但可以来慢慢完善啊！
玛德！想着想着，张鉊愣住了，他以为自己是李二凤，没想到竟然是朱洪武和皇太极的合体。
这特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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