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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道无常，生命无常，让我们一起为云南灾区的同胞祈福，愿苦难真的能够兴邦
1901年国庆过后，宋骁飞着手推动中国的宪政改革。但不久发生的一件事，让宋骁飞不得不重新审视中国传统的乡村社会，这件事就是政府制定的“减租减息”政策在农村施行起来颇为曲折。
按照宋骁飞第二个总统任期开始时就制定的《新土地法》，规定“佃农田租一般为收成的百分之二十五”，并且“正产物全收获百分之五十为最高租额”。
宋骁飞认为，农民由很辛苦勤劳得来的粮食，被地主夺去大半，这是很不公平的，他不想以激烈手段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所以交租25%，这是一个温和的改良方案，减轻农民的负担，而且民族工商业会因为农民购买力增加而繁盛。
但没想到，这么好的政策，还未实施两年，内阁总理盛宣怀就来找宋骁飞，说：“减租减息政策执行不下去，农村经济之破产失业者繁多，农民和地主两方之生计，皆不得安定，矛盾日趋尖锐化，影响于整个社会之秩序”。
宋骁飞问：“这是怎么回事？
盛宣怀回答说：“土地是中国数千年来乡村社会的主要财富。自前年试办二五减租办法以来，地主和农民两方纠纷迭起。很多中小地主生平千辛万苦，粗衣恶食，齿积蝇头。购得薄田数亩，或数十亩，藉为一家数口或数十口养生之资者。莫不俯首帖耳，他们指责减租之举是‘苦乐不均，倒置主佃名义，抵制减租’，把出租给佃户的土地以各种借口撤回来。谁家佃户要求减租，地主就以撤佃相要挟，使农民不敢提减租的事情。农民说‘不敢减。减了租就不要咱种地了’。另外，中国农村是一个熟人社会，农民和地主共同生活在一个村庄里。乡里乡亲的，不好意思让地主减租。有些地方的农民觉得‘咱没牛借牛，没钱借钱，要减租就把掌柜亏了’。很多农民反而动员其他佃户给地主多交租子。”
宋骁飞一听。这旧社会的农村农民和地主看起来并不是苦大仇深呀，似乎还充满着人情味，但他不想就此放弃，对盛宣怀说：“改革总是会触动一部分人的利益，不可因困难而中辍，不可因噎而废食。减租乃是我复兴党民生主义的主要内容，那些反对减租或者不把土地出租给农民的土豪劣绅恶田主及农人中之地棍流氓，可以抓起来枪毙一批。”
盛宣怀摇摇头。说：“反对减租的大多是士绅，‘绅为一乡之望。士为四民之首’，中国乡间本是个牢固的宗法社会，自明清以降，乡绅势力坐大，渗透甚至控制着宗族乡族组织。这些士绅地主，主持经营着地方重要的公共公益事务，如学务教化公产水利桥梁津渡等。以清代惠州府所建桥梁为例，官修10座，官绅合修3座，绅修34座，民修18座。容县桥梁，官修1座，绅修52座，民修32座；津渡，绅修21处，民修22处，官府则未修一处。这些乡绅，还承担着学务教化等文化精神活动，社学私塾普遍为乡绅主办，乡约等教化活动亦常由乡绅主持。实际上，我们政府任命的县长只有获得当地士绅的合作才能进行治理。而且，有的地方政府不考虑本地实际情况，生搬硬套法令，交百分之二十五的租，农民却吃亏了。过去有些地区的地租从未达到百分之二十五，遇到灾荒之年，地主还会主动免租，一改革反而超过了过去实交租额，因此在农民中引起了反感。”
“遇到灾荒之年，地主还会主动给农民免租？”
宋骁飞对此表示怀疑，在他前世受的教育当中，地主都是黄世仁周扒皮。
盛宣怀回答说：“是的。地主和农民都是乡里乡亲，地主是农民的东家，很多地主也不想农民饿死。有时，乡坤地主还会组织赈灾。”
宋骁飞回忆起当年自己到河南赈旱灾的情景，的确谢家福等乡绅出资出力不少，旧社会的却是乡里的公共事务听由宗族乡族长老特别是乡绅打理操办。对目不识丁智识未开的广大民众来说，绅士乃是由儒学教义确定的纲常伦纪的卫道士推行者和代表人，这些儒学教义规定了中国社会以及人际关系的准则。绅士所受的是这种儒学体系的教育，并由此获得管理社会事务的知识，具备这些知识正是他们在中国社会中担任领导作用的主要条件。而且基层的保正甲长牌头一般由当地民众公举，报县官点充，其任职资格为诚实识字有身家，限年更代，轮流充任，以均劳逸，这甚至和现代的民主自治没有多大差别。不过中国人大多都讲“理”，遇事要讨“说法”。
“看来改革不能光在上面拍脑袋呀，也不能感情用事。”
宋骁飞说：“议会那边，我会尽快跟容闳议长沟通，让他们修改《土地法》中的有关规定。政府也尽快把政策做一下调整吧，佃农田租在原有的田租基础上，减免百分之二十五到百分之五十，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一个农民和地主都能接受的田租比例。而政府通过国债从大地主那里购买来的土地，田租也减少百分之二十五。对于那些失地农民，都往东北三省和远东地区移民，那里有大片肥沃的土地，政府可以通过免租的方式，鼓励农民往关外迁移。”
盛宣怀表示同意宋骁飞的意见。宋骁飞说：“今后我们的政策，都要从实际出发，先试点，再全面铺开，改革的步子一定要稳，宁可慢一点，也不要乱，中国现在是一个五万万人口的大国，一旦乱了，后果不堪设想。”
送走了内阁总理盛宣怀，宋骁飞对中国现在的国情适不适合马上进行宪政改革，产生了疑虑，他虽然也在书中看了很多关于宪政的书，但觉得“纸上得来终觉浅”，亲自打电话给司法总长梁启超，让他来总统办公室。
梁启超见了宋骁飞，行完礼，道：“大总统找我来所为何事？”
宋骁飞说：“前些日子容闳曾和我谈起宪政改革的事情，但我觉得，改革还是要根据国情慢慢来，我准备让你率团前往英国美国德国等国家考察具体的宪政程序和措施，并且考察各国当时的法律和社会，看哪一些措施是适合中国宪政改革的。”
梁启超点点头，说：“大总统说得有道理，我这就回去准备。”(未完待续。。)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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