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港大读书，杨夏的粤语培训班也结业了，事实上，杨夏都是上的那种一个月时间的短训班。W本文由。23uｓ。首发与杨夏变/态的记忆力相比，是他同样变/态的悟性，悟性，可以完全说得上是聪明了。因此，一个月的时间里，如果你从杨夏的粤语口音里，想要听出他是哪儿人，几乎是不可能的。
这有如你从央视的新闻主持人中能听出她是哪儿人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她们的语言就是一种标准语言，是一种远远脱离了方言味道的语言。
当然，杨夏的粤语不同，他的粤语是很标准，但却有浓郁的粤地味儿，譬如有人可能会猜想，杨夏应该是地道的羊城人吧，因为他的粤语说得那么好。
两个培训班自然该结束了，否则，他白天就没有时间去港大上课了。
在每天的课时设置上，港大与内地大学并没特别区别，白天上课，且主要集中在上午，下午，多是自习或讲座。
杨夏白天在港大的时间，完全用在学习上。
比较重要的课程，他都会坐在课堂上听讲，当然杨夏已经不是纯粹的学习了，他是在用心揣摸教授的思想风格，并从吸取有营养的东西，对于颇有意思的观点或知识，他也会在笔记本上记下两笔，下来去图书馆查证或展开。
不那么重要的课程，杨夏也多数在课堂上，不过是身在曹营心在汉的那种，教授在台上讲他的。杨夏在台下翻阅自己的，当然翻阅的绝对不会是与课堂无关的，而是完全有关甚至比教授所讲还要略略深一点的书籍。
杨夏不是在装b，而是事实本身。当然，站在一般性理解的角度，杨夏也多少有点在向教授“邀宠”的味道，教授啊，你看我多爱你讲的课程，我已经自学到了比较高一级的程度。
港大学生的课余生活十分丰富，各类校园社团与香城港社会上的社团几乎一样多。而且。一些社团非常奇特和另类，譬如，“皮革研究会”面向全体学生招收成员，在杨夏看来。皮革研究不是一种专业研究么。非专业人士也可以。也能够？但在香城港，却完全可能。
此外，像“流星研究会”“殒石研究会”“带鱼研究会”等。完全在杨夏意识之外。或许，这正是西方社会科技创造力源源不绝的原因所在，因为他们从小，就允许少年儿童去从事这些稀奇古怪的事儿呢。
至于“蓝球社”“足球社”“武术社”等，就不止一个了，而是很多个，名称也非常奇怪，至少在杨夏看来是颇有创造力和想像力的名字。
杨夏，对于这些社团的邀请，一概拒绝。当然，杨夏的拒绝理由也非常充分，他要把成绩搞上去。
在港大，不参加社团活动的学生，几乎没有。所以，杨夏的拒绝也引来了班导的关心，杨夏则向班导汇报，自己的父母是大陆的普通农民，他们望子成龙，希望我学有所成，所以我只得将课余时间用来学习了。至于普通农民的儿子，为什么有机会来港大读书呢，杨夏也解释了，他曾经捡到一个战国时代的文物，算得上是国宝吧，再加上他本人是全国高考状元，所以国家同意送他来港大读书。
班导根本没听出杨夏是在胡说，而是安慰了杨夏几句，便摇了摇头离去了。估计，班导是在为杨夏默哀，一个好好的少年，就这样成了学习的机器，多可惜啊！
对于杨夏来说，这是重生后过得最为充实而且颇有收获的日子。
在学校里，在度过最初的熟悉环境的日子后，杨夏在学习上开始发力了，首先，他选择了几个专题研究方向，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莎士比亚的作品研究，自己默默地阅读和思考，并做一些零散的笔记；其次，因为其强大的精神力，他在课堂上完全可以一心二用，一边自我学习，一边听教授讲课，对于教授在课堂上引发的一些讨论，杨夏在度过了一个月时间的沉默后，终于开始发言，而且，他这一发言便有语惊四座，标新立异之效果。
因为啊，即便是教授，在专业方面的阅读量也未必有杨夏多，而阅读量如果有杨夏多，也未必有杨夏那种后世的见识以及高绝的智慧。哪怕就是一个熟而又熟的话题，杨夏都能从中分析出新意来。因为二者的思维方式完全不在一个档次。
譬如对一个历史问题或学术问题的分析，传统的方式不外两个字：严肃。态度要严肃，过程要严肃。但是，后世的人却未必这样，他们首先提出一个猜想，然后再去证明。不管这个猜想是否正确，因为从心理学上讲，人类的任何行为都是一种可能。
总之，杨夏利用这种近乎作弊的手段，开始在欧洲文学班级里崭露头角，渐渐地，一个教授注意到了他，两个教授注意到了他，更多的教授注意到了他。
此外，在创作方面，杨夏的散文开始在宝岛的报刊上也打开了销路，而且，宝岛似乎为了争夺杨夏这个人才，每一篇小品文竟然开的是6000新台币，比一篇1000港币显然要多那么一点点。
到了1979年年底，杨夏已经在香城港宝岛的9家报社，开设了每周1篇的专栏。品种涉及到小品文笑话故事生活随笔等多种。也即杨夏写这些短文，每周可以挣到1.4万港币的收益，这个数字，自然不包括剽窃的后世歌曲的收入。
这个时候，宋明昭终于有事可做了，因为杨夏每写完一篇稿子，都要由她作第一读者，顺便帮杨夏修改一些因为打字过快而形成的别字，同时在杨夏修改完成后，用传真或信函的方式，将这些稿件寄出去。
此外，则是坐在那套四居室的房子时，随时等候着各家报社出版社的用稿电话。
很多人都没注意到，杨夏因为在香城港宝岛的9家报社开设专栏，其风头不但盖过了那些以此为生的老牌专栏作家，更是引起了文艺界人士的广泛专注。
“杨夏是谁？”一些颇有文艺地位的人士纷纷打电话到报社讯问杨夏的情况。他们到不是要抢杨夏的生意，只是想了解一下杨夏的情况，有机会也不排除认识一下，这个新人来势凶猛，咄咄逼人啊，当然，其文章的好大家也是非常认同的。
年终将至，杨夏在春天的一个预言终于变成了现实。
1979年12月27日，红俄派遣8万多人的现代化军队，以坦克武装直升机开道，大举侵入阿富汗，迅速占领了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并在红俄境内播发所谓阿富汗政府请求红俄援助的声明。
声明过后，早已集结在边境上的红俄军大举入侵，一周之内控制了主要城市和交通干线，并扶植人民民主党旗帜派头目卡尔迈勒组成傀儡政权，由卡尔迈勒担任阿富汗人民民主党总书记阿富汗革命委员会主席和政府总理等职。
这一形势的变化，令全球的政治家们颇有些惊慌失措。
作为与红俄相邻的大国，华夏近二十年来与红俄交恶，客观地说这既有红俄方面的原因，也有华夏自身方面的原因，但红俄对华夏造成的巨大威胁却是事实，因为其强大的核武库，即便世界头号强国米国也未必能与其抗衡。
战争一爆发，上京就云集了华夏主要的政治大佬，在国外访问的，在基层视察的，都迅速赶回了上京。谴责是必须的，上京迅速发表了社论。但是，谴责并不能带来切实的利益，特别是战争以后的走向，以及其对华夏可能的影响，都必须进行研究，并拿出相应的预案，否则，当战火烧到国境线上时，损失就大了。
因为，阿富汗与红俄，都是华夏的两个邻国啊。
华夏虽然也颇有政治智慧，但在有关红俄入侵阿富汗的战争中，却并未获得任何实质性收获。
阿富汗战争如期爆发，本在杨夏的预料之中，香城港对于阿富汗局势的关注，比华夏的报章更加全面更加深入，因为香城港的媒体也世界各国媒体有着广泛的合作关系。
或许，杨夏年初时与副主席和老军人等人的谈话起了作用。红俄入侵阿富汗第二天，杨夏在自己的寓所里就迎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一位华夏驻香城港的记者，一位以采访杨夏文学成就为理由的登门者。
登门者名叫闫天祥，四十岁左右的样子，梳着一个大分头，很像抗战片里的汉奸，但杨夏知道不是，华夏外派记者，政治上是非常可靠的，很多甚至是兼职情报员。
“副主席问你好！”闫天祥首先说道。这句话是一个姿态，表明了来访者的身份，当然也表明了受访者的身份。
“谢谢。”杨夏是受访者，自然问什么答什么，很平静。
“副主席想问你，红俄入侵阿富汗后，世界局势将有何变化。”闫天祥又说。
“这是一个大课题啊！”杨夏感叹了一句，然后假装想了想，将他前世的记忆和此生的分析得出的结论，告诉了闫天祥。(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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