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宗篇15 统治中坚

  江海关总税务司,堂皇大气的行政大楼前广场上,正开展着一场别开生面的活动,一场珠算比赛大会。会场内,观众甚多,粗略一观也有数千人,但场面很安静,不见多少吵闹。

  不是围观者素质有多高,只不过周遭足有上千的上海衙役及巡检吏卒在维持秩序,而高台之上观赛的则有大量江南地界的达官显贵,包括工部尚书、江淮巡抚使范仲文,江海关总税务使林恢,以及履任上海市长已三年的王安石,都是东南官场上响当当的人物。

  范仲文,出身大名府范氏,乃乾佑宰相范质玄孙,开宝名臣范旻曾孙,已故兴国公范贻孙之孙。作为乾佑二十四臣家族的兴国公一脉,传承何今,已历五世,整整一百年,并且,在其父范晋远时,便被世宗皇帝改封为永兴公。

  范氏家族自范旻之后,实则是有所滑落的,只因后继无人,在其子孙之中,没有什么成器的人。不过,乾佑二十四臣家族的光环,实在太过耀眼,而祖宗留下的福荫,也足够他们吃几代。

  当然,范氏家族能够平稳传承,躲过从太宗至世宗朝的一次次政治旋涡,也跟范氏自范质时起便立下的严谨家风有关。

  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一直到世宗晚年时期,范氏家族,又重现崛起于朝堂,关键就在于范仲康、范仲文两兄弟。

  范仲康是当前大汉思想界方兴未艾的“理学”的倡导者之一,与张载齐名,不入京师,不登朝堂,只在大名府元城外的范园治学、研理、授徒,但声名传扬于整个北方学界。

  至于范仲文,比其兄弟,声名也不遑多让,甚至在权贵阶层中,更受重视。只因他不只博学,精通天文、地理、水利、建筑、算术,在具体实践与治理事务上,也很有能力,嘴上能谈,干起实事也一点不含糊。

  有足够的名声、能力以及出身,范仲文在帝国朝堂抬头,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早年的时候,范仲文也曾受到范仲淹的提拔,因为出色能力与出众名气,曾有“小范”之称。

  如今,“大范”早已作古,小范也正一步步走向帝国政治舞台的中心。范仲文时年也不过四十三岁,却已经是工部尚书、江淮巡抚使,这种升迁速度,就是在权贵阶层中,也属于极快的。

  还在担任工部侍郎期间,便主持过两项大工的完建,一是东京昭烈庙的翻新,二则是西京太清观的修建,精通建筑学理的他,亲自带领各领域学者,一起规划设计。

  而太清观的修建,尤得帝心,毕竟正统皇帝信道,这是他当了快二十年皇帝后,起心动念,力排众议修筑的一座景观。

  落成之后不久,范仲文便顺利地晋位工部尚书,及至此番,以工部尚书衔,代表朝廷,巡抚江淮地区。上海市,也是他此番在江南的最后一站。

  京里京外,都有传言,等范仲文回京之后,或许就能晋位政事堂了,即便仍显年轻,但以他如今在皇帝那里的受宠程度,并不是没有可能。

  因此,范仲文的东南一行,自然受到江淮官场的热情接待。包括素来以刚直着称的王安石,对范仲文,也不敢有丝毫慢待。

  江海关总税务司林恢,也是四十出头,出身同样不凡。他的祖父,乃是雍熙名臣林特,而林特管理过少府,也当过武德使,世宗继位之后,又被外放东南转运使。

  这份经历,倒与当初的宰臣王玄真有些类似,而王玄真的孙子,正是纵横正统朝,已官拜尚书令的王士廪。而林恢,则继承了祖父在财政上的管理天赋,从出仕开始,就以精干敏锐着称,一直在财政司系统打转,对税务、法条十分熟悉。

  当然,林恢的官运亨通,除了家世、能力之外,也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他的妹妹,乃是正统皇帝后宫的敬妃,虽不似韩贵妃那般长年受宠,但与皇帝也曾有过那么一段琴瑟和鸣、你侬我侬。

  有这层关系在,加上本身的素质,也使他在四十出头的年纪,便成为江海关的头脑。须知,经过这几十年的发展,帝国海关进项日益攀升,而五大海关中,仅江海关就占一半。

  每年固定上缴朝廷的关税,就达三百万贯,而实际经手操盘的财货,远不是区区几百万贯钱款能够概括的。经济基础决定政治地位,海关关税的提升,也使海关在帝国官僚体系中的地位日益拔高,深受中枢权贵重视。

  哪怕仅从职级来看,江海关总税务使,也从设立伊始的从三品,调整到正三品了,在财政司体系内,也仅比盐铁、度支几部低半级,但吸引力,对于很多权贵来说,远高于许多中枢同级别职位。

  这样一个肥得流油的关键职位,林恢能够将之收入囊中,各方面的条件,都是缺一不可的。

  而比起范、林,王安石自然没有那么显赫的背景与靠山,虽也属于官宦出身,但能崛起于帝国政坛,依靠的,更多还是自身的能力、操守及名声。

  当然,运道也是一个十分特殊且关键的因素。观政期时,恰逢范仲淹回朝掌权,提倡唯才是举、加强考核授官,幸运地成为了那一批被大力提拔“范党才俊”。

  而比起其他人,王安石则更进一步地,被调到政事堂,在范仲淹身边任职,得幸就近观摩范仲淹的理政治事,以卑末之身,出入于帝国权力核心,站在一个常人难及的高度,观察、认识、思考着大汉帝国方方面面的事务。

  那段时间,不算长,前后也就三年多的时间,但对王安石视野的开拓,政治经验的积累,以及对大汉帝国那套繁复的管理体系,及运转模式,都有了极深的了解与认知。

  这种际遇,若非气运旺盛到了极点,是绝不可能出现的。而王安石的这种幸运,是有明显延续性的,在中枢“倒范运动”的前夜,被外放东南,担任江海关副使,成功避开一波大的攻击。

  而那一场政治余波,也因为时任东南转运使包拯的出面,帮他扛过了,使王安石能够在江海关副使的位置上,切实地将他在中枢之时所见所学所思,进行实践验证。

  范仲淹的门生故吏有许多,其中不乏出类拔萃者,很多人也长期在帝国政坛上活跃着,扮演着官僚阶级中坚力量的角色。

  然而,若说对范仲淹为政之道继承最深的,还得是王安石,他毕竟属于“关门弟子”,还是手把手带着实践的那种。

  而王安石最与众不同的是,他在继承、研究“范学”的同时,往往注入自己的思考与见解,在许多事物的看法与见解上,多有独到之处,尤其在帝国财政、经济与民生事务上,在为政之道,他更偏重于“术”。

  在江海关副使的位置上,是王安石将他为政之术与实践相结合的一次重要尝试,不管从过程还是结果来看,对他政治生涯与仕途升迁,都有十分积极且重要的意义。

  十年前,外放之前,范仲淹还曾顾虑,以王安石刚直乃至刚烈的性子,在饕餮与蠹虫扎堆的东南官场,难以长久,怕他刚极易折。

  但是,王安石用事实证明,范仲淹的顾虑有些多余。或许在许多事务与现状上,王安石都看不顺眼,都亟欲改之的冲动,但他并不是毫不知进退。

  他这样一个博学聪明,又久经历练、见识过众多政治阴谋、旋涡的官僚,怎么可能只会蛮干。他懂得屈伸,也懂得抓住主要矛盾,如何通过妥协、迂回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尤其在自己权力、地位还远远不足的时候。

  江海关任上,王安石对海关制度,进行了相当程度的改进与完善,比如引进民间已然相当成熟且盛行的复式记账法,提出“总账法”的概念,改进统计办法,对税收程序进行规范以覆盖税收环节减少税款流失,上表建议对商品海关关税进行重新拟定,引入更多精于算术统计的吏职人员进行管理......

  总结地来说,王安石做的,是扩大蛋糕的一种行为,在现有制度模式的基础上,引进、总结、改良办法,释放这套体制本身具备的潜力与能力。

  结果,大获成功,在进出口岸商船、贸易规模没有明显增长的情况下,江海关的岁入,却有了显着的提升。

  就这一点,甭管让围绕着江海关产生的灰色利益链条有多愤恨,王安石至少让朝廷看到了他的能力与功绩,在江海关内部也建立了巨大的威望。

  当然,作为一个副手,能够推进这么多关务改制,也因为当时的江海关总税务使张琦有关。张琦出身于帝国海军另一世家张氏,他对王安石提出的改进,很是支持,任其施为。

  而张琦的投资,显然是成功的,他得以藉此,成功上调进京,担任枢密副使。王安石则顺利扶正,正式接掌江海关,有了此前的基础,方才大刀阔斧,对江海关存在的一些乱象与弊病,进行整改。

  与张琦的一番合作交往,使王安石与海军派系建立了一道微弱的联系,至少,王安石表现出的鼓励海贸、重视海军发展训练的理念,很受认可。

  王安石掌权期间,走私、偷税、逃税、贪腐,等一系列涉及官商勾结、暗中食利的现象,得到了空前力度的扼制,也使“环江海关一线”,哀鸿遍野。

  最终,在两年半之后,随着王安石被调走,那种“紧张压抑”的氛围,才有所缓解。当然,王安石离任的时候,比起他下东南时,江海关的岁入足足提高了三成。

  凭借着这显着的功绩,王安石得到升迁,调得也不远,江南道首邑,江宁知府,开始他在政务、民生上的实践。但是,王安石善理财的名声,也传到了最高层。

  在江宁府,王安石只干了三年,但对他综合能力的锻炼提升,是显着的。后以上海市政务紊乱、民怨四起,在时任都察使的包拯举荐下,王安石得以调任上海,管理这座将近百万人口的帝国第一港口城市。

  而此时进行着的这场珠算大会,恰恰是王安石提出来的,由上海衙门牵头,总税务司协办。珠算,自从发明出来,就获得了迅猛发展,成为官方民间最重要的计算工具,开宝、雍熙年间,朝廷还专门进行了大力推广。

  这么多年下来,珠算在帝国全域内,已然彻底铺开,算盘也成为那些账房先生最显着的标志,从官府到民间,也出现了数之不尽的“珠算高手”。

  然而,由官府组织,进行这样一场“珠算比赛”,却还是头一次,在上海,乃至江浙民间,都引起了不小轰动。不只是比赛新颖,更因为,上海衙门与江海关总税务司,都发布告文,要从珠算大会的优胜者中,选取一批人才,充入官府为吏。

  这吸引力,自然成倍的上涨,江浙由于经济富裕商业繁荣,本就是珠算大行其道的地方,大几十年发展下来,民间可谓卧虎藏龙,因此这场大会,许多珠算界的“龙虎”都冒出来了,竭力地在算题比赛中,表现着自己手脑结合的敏捷算力......

  而王安石组织这样一场比赛,除了继续鼓励算术、推广珠算,并从中选拔人才之外,更重要的,还是出于他治政实践的考虑。

  经过这么多年治务经验的累积,他越发倾向于,对帝国官府内部职能进行更清晰、更专业的职权划分,而这,显然需要更多“专业性”人才,这仅靠各吏政学校的培养,是远远不够的,同时那些学校的教学实践内容,王安石也有诸多看法异议。

  范仲文、林恢、王安石者,或许出身、经历各有不同,但他们毫无疑问都是当前大汉帝国统治阶级的中坚力量,同时,在他们身上还能看到一些“技术官僚”的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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