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总是这样，失去的时候，才知道珍惜为何物。当范老相公缴印卸职，谢绝送别，凄凄惶惶地离京南去时，朝中因此大感叹息的人，数不胜数，包括许多在“倒范”之事中尽了心、发了力的朝臣僚属、言官清流。
当然，最能体现人心向背的，还得是洛阳中下层士民的反应，街谈巷议中，尽是不舍之情。甚至有士民直接表示说：“先去包府尹，再罢范相公，京中士民，难得安宁了......”
正统九年的时候，在洛阳府尹位置上干了整整六年的包拯，终于被排挤出京城了，范仲淹也没能挡住。不过，由于包拯在洛阳府任上积累的巨大声望与卓越成绩，包拯算是升职，被委任为东南转运使，主导东南财权，这可是方面重任。
而等范仲淹去世的消息传来后，京中更是沸腾，从官方到民间，追悼、缅怀的活动不断。卸下宰相之任的范仲淹，已经恢复那誉满天下的忠臣表率了，其死后，就几乎被奉为当代“圣哲”了。
皇帝刘维箴自然也被惊动了，下诏追怀，废朝七日，虽然他除了正常的大小朝会，平日里并不上朝。同时又让欧阳修以其如椽之笔，替范仲淹写下一篇神道碑文。
最后经过朝廷讨论，刘维箴钦命，追封范仲淹为平江侯，后人因此称之为“范平江”。当然，唤得最多的，还是“范文贞公”，因其谥文贞。
也是从范仲淹死后的十数年间，大汉帝国的文臣士子们，创作了大量与范仲淹相关的诗词歌赋，其中，既有对范仲淹个人品行与功劳的赞颂，更有对那段时期的缅怀与追忆。
毕竟，从后面大汉帝国的发展来看，范仲淹秉政的那五、六年，被视作世宗皇帝建隆盛世“最后的余晖”。
正统年间遗留的史册、案籍、着作资料中，能够相对全面地认识到，范仲淹秉政期间，大汉帝国在政治、军事、经济上的成就与建树，尤其是一些经济数据，最能体现那个时期大汉帝国所处的状态了。
在正统八年的时候，由范仲淹推动，对帝国进行了一次大范围、全方位的统计。而从虽不准确，但最具说服力的帝国官方数据可知：
在当时，大汉帝国在籍丁口，已然超过1.2亿人，这显然是不包括那些由贵族、官僚、地主、商人豢养的家仆、扈从、佃户，以及数以百万计向诸封国的人口，还有大量为避税抑或因管理、统计不善造成的黑户。
正统七年的帝国财税，地税、商税、关税、交易税、盐铁茶糖专营、官产、职田以及矿税、金银冶炼输入等等进项综合起来，在财政入项上，已达1.7亿贯。
当然，这个数据，比起建隆极盛之时，差距明显，倒推十五六年，当时帝国财计，每年进项可一度迫近2亿贯。不过那时的大汉帝国，正处在世宗皇帝统治的巅峰时期，政治清明，制度健全，执行度高，监督力强，河清海晏，四夷无事。
而全国的耕地面积，也突破了一千万顷，从南到北，自东而西，各种气候环境，水田、旱地、梯田，帝国田土，以各种形式被开垦出来。
可以说，范仲淹秉政期间，大汉帝国在物质上依旧具备雄厚的基础。只不过，帝国家大业大，摊子铺得开，各项支出开销也同样巨大。
养兵、养官、养吏、养贵族这种传统的、基础性的支出自不必多提，自世宗后期以来，朝廷日益增多的冗费、浪费也不用多说。
关键在于从正统六年到十二年这几年间，大汉帝国并不算安宁，天灾人祸不断，尤其是河北地区，持续几年的大旱，造成土地荒芜，粮食减产，带来饥荒，社会矛盾迅速激化，动乱与疾疫也随之而来......
帝国在向前发展的同时，各种矛盾也在快速积攒，而最集中的一次爆发，便是“王则起义”，范围极广，祸及五州三十余县，与众极多，叛军势大时，规模一度迫近十万。
王则起义的爆发，本质上在于帝国贵族、官僚的腐化堕落，士大夫地主阶级的不断膨胀，导致对百姓压榨剥削的加剧，当连续的天灾降临，食利阶层趁机兴风作浪，地方官府则处置迟缓失当，再在“弥勒教义”的蛊惑下，方在河北，这个汉帝国自建国以来便是核心统治区域的地方，爆发了一场规模庞大的叛乱。
为了平定河北叛乱，朝廷也耗费了巨大代价，调兵十数万，前后靡费上千万贯，官民死伤数十万人，并且从事实上，打破了范仲淹对朝局的平衡协调，使他放弃了更为深入的改革改良。
到最后，范仲淹罢相，还与河北叛乱有直接关系......
而在河北旱情终告缓解，叛乱逐步戡定的同时，在帝国繁华富庶的东南地区，在每年向京畿输送大量财税、粮米的江淮，也发生旱情了，严重程度，比之河北也不弱。
有河北之乱殷鉴在前，朝廷也再不敢有任何疏忽大意了，又分出很大一部分精力，放在江淮救灾赈民事务上。虽然这个过程中同样腌臜事不断，但在江淮诸统治阶级有意识的防备与控制下，两地方才没有出大乱子。
而比起河北，发生在江淮的旱灾，对帝国的影响实则要更大，从后面的发展来看，深深地改变了帝国的政治态势。南风压倒北风，也正是以此次江淮大旱为转折点。
东南地区，在帝国的财税版图中，一直占有重要支柱地位，这是毋庸置疑的事情，也有足够的数据支撑。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然而，立国百年了，作为东南地区利益代表的帝国贵族、官僚、士族们，却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政治地位，帝国最上层的统治资源，依旧牢牢地被传统的北方军功贵族与北士集团所占据。
这显然是一个极其深重的矛盾，尤其在东南经济发展日益抬头，到北方集团都不敢侧目、无法压制的时候，就更尖锐了。
而江淮大旱在当时，最直接的影响便是，百万人口的开封、洛阳两京，开始缺粮了。京邑之中，粮价高企，民怨沸腾，朝廷也针对性地采取了措施，比如开放官仓，比如从两湖、关内、川蜀调粮，甚至专门出台政策，鼓励商贾从海外封国籴入粮米.....
但这些举措，加大朝廷支出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造成关内、两湖、川蜀地区百姓的负担，中枢朝廷还是有节操的，但实在防不住一连串的人上下其手......
牵一发而动全身，其他地方的社会、阶级矛盾也随之加深，尤其是关内道，而关内的影响是能够辐射整个西北的，于是民情复杂的大西北，在安宁了几十年后，又开始滋生动乱了。
当然，很多深层次的矛盾与影响，距离其爆发，总是需要足够的时间发酵与相应契机的。而在正统十一年后帝国中枢，却不得不因江淮大旱，好好算一笔政治经济账。
京畿缺粮，盖因江淮大旱，东南输京粮米减少，而朝廷解决的办法，却严重依赖于南方道州，包括从南洋封国购入的粮食，也主要是从江海关入关，再转运进京。
因此，在范仲淹秉政后期，在帝国朝堂中枢，已经不得认真对待南方统治集团，不得不正视来自南方贵族、官僚、士族更多的声音与诉求。
总结得来说，范仲淹秉政期间，在大汉帝国统治上层，南方正式开始盖过北方，这是经济与政治相结合带来的重大变化。
且不提那些不断南下，并在漫长的岁月中与当地结合的北方籍贵族带来的影响，就范仲淹，他便是南臣，能够当上尚书令，就已经说明趋势了......
而这种变化，对大汉帝国的统治影响，尤其对其统一性与稳定性，利弊如何，恐怕还需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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