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宗篇4 范公秉政,苦苦支撑

  “范希文要回京了!”

  正统六年暮春的大汉帝都,类似的感慨与议论,尤其多,一直到正主抵京,方才勉强安静下来。显然,帝京权贵们真实的感慨是:范希文要当尚书令了......

  自江陵出发北归,并不算太漫长的路程,范仲淹足足走了一个多月,关键不在于时间,而在于这段旅途中的心情。要知道,以往任何一次,闻君召唤,他都是日夜兼程,急奔京城,述职尽忠。

  而这一回,除了作为一个文臣、老臣、名臣的矜持之外,还有他内心的迟疑与忐忑,或许有那么几分矫情,然若非打心里重视、珍视,又何至于此。

  北归途中,沿路官僚权贵们,就像苍蝇闻到蜜一般,蜂拥而上,范仲淹是挡也挡不住,排也排不开,可谓不胜其烦。

  即便不为所动,但范仲淹也被搞得心力交瘁,因为他深切地明白,如今这一张张面孔有多殷勤和善,将来就可能有多狰狞可怖。

  一路北行,在抵达洛京以南的龙门驿时,已经有人出京数十里前来迎接……也是在龙门驿,范仲淹收到了一则噩耗,一则丧报。其知交好友滕宗谅,在前往苏州就任的途中病逝了。

  滕宗谅字子京,也是端拱二年那一科的进士,在范仲淹、晏殊、蔡齐等人光环笼罩下,他并不是那么出众,甚至一度只能被视作范仲淹的附从。

  早年范仲淹第一次背负重任,被世宗皇帝安排到淮东主持沿海堤堰修筑事宜,滕宗谅就作为僚佐在旁辅助。范仲淹后来升任盐铁使,主持盐务整顿改革,滕宗谅也作为判官,听命协助,任事专心,颇有成绩。

  其后历职多方,因为范仲淹的关系,也屡次受到提拔与贬谪,而不论在何任上,都以清廉自守、勤政爱民而受人赞扬。最近一次卓越的政绩,便是在岳州这个湖北大州任上,虽然没有重修岳阳楼,但在《岳阳楼记》中,范仲淹对滕宗谅治岳州之功绩依旧有所提及……

  滕宗谅之于范仲淹,不仅是好友至交,更是同道同志,在进京的关键时刻,收到如此噩耗,对范仲淹来说,实在是一个重大打击。

  哪怕报国之志早已坚如铁石,也难免为之黯然神伤,就在这个春雨之夜,涕泗之余,范仲淹又写下了一首新词——《蝶恋花·夜宿龙门》。

  范仲淹不只是一个政治家,朝廷的能臣干吏,还是一个文学家,在入仕后很长的时间里,他的文才并不是那么显着,而他流传于世的诸多文章、诗词、政论等作品,大部分都成于他五十岁之后。

  出现这样的情况,显然与范仲淹所处的政治环境与社会背景有关。要知道,范仲淹从少年到青壮年,一直处于大汉帝国最繁荣昌盛的一段时间,尤其是堪称帝国最清明的雍熙时代,先承恩于太宗皇帝,又立志于少年,可以说是他一生理想与追求的开端。

  及至世宗继位,范仲淹进士入仕,得其幸运,受到世宗的看重与提拔,二十来年间快速崛起,也一直忙碌于国家大事,乃至一步步成为庶族官僚中佼佼之人物。

  可以说,在五十岁前,是范仲淹人生最光明也最有价值的一段时间,为国为民,鞠躬尽瘁,一直持续到陇右任上。

  而那段时间,恰恰是世宗皇帝二十七年统治时期的一大转折点,因章德太子早薨,而引发的一系列夺嫡与政斗,导致朝政混乱,风气浑浊,这样的情况,也显然更加容易引起范仲淹这样忠心耿耿的仁人志士的感慨与担忧。

  等到世宗驾崩,年轻的皇太孙刘维箴继位,真正进入到大汉帝国巅峰的一个转折点,眼瞧着洛京朝堂上那些复萌的昏臣弊政,眼看着帝国顺着下坡滑落......

  这样的背景下,以范仲淹那满腹的才华,满腔的忠心,伴着一壶愁酒,往往就能化作一篇醇香诗文......

  皇帝对于范仲淹此番归来,显然寄予了厚望,礼遇上也十分周到,得知其已近京师,特地遣内侍行首石全彬,率领禁卫,以国公仪仗,出城十里相接。

  面对这番恩遇,若说不感动,那是不可能的,更为关键的地方在于,即便对皇帝刘维箴心存犹豫,但经此阵仗,终究还是增添了几分信心。

  而刘维箴对范仲淹,也的确重视,在进城之后,专门安排其到汉宫中的皇家浴汤中沐浴更衣,又赐紫金麟袍,和田玉冠,亲自接见于崇政殿。

  对于这次会面,皇帝至少在场面上,是足够重视的,而事前,范仲淹也准备了一肚子的忠言善谏,想要向刘维箴禀报。

  但是,君臣会面的时间,并不长,至少谈论国家大事的时间不长。只在客套性的一番问对后,皇帝刘维箴,正式下诏,任范仲淹为大汉尚书令,总领国政。

  反倒是稍后的御宴,刘维箴谈及吃喝的时候,话多了一些,这样的情况,让范仲淹心头极其别扭。刘维箴并非不清楚范仲淹的脾性,也知道这样的表现会引起这老相公的不满,或许,他只是想通过这样的手段表明他的态度,国政朕交给你了,就不要以其他俗事来打扰朕......

  事实上,刘维箴对范仲淹已经足够尊重了。要知道,为了接见他,刘维箴甚至推脱掉与贵妃春游踏青的活动。刘维箴显然是个风流天子,在当下的汉宫,不说佳丽三千,三四百总是有的,到正统六年,有名号的妃嫔,便已达37人。

  而其中,最得宠的,就是韩贵妃,几与曹皇后分庭抗礼。韩贵妃的出身自然也不是简单的,他是建隆宰相韩承均之孙。

  在帝国百年之后的当下,经过一轮又一轮的洗牌,帝国的勋贵阶层也发生了堪称天翻地覆的变化,顶层的权贵圈子越来越小,继续保留在帝国权力中枢,依旧对国家事务保持着强大影响力的,也只剩下那十几二十个家族了,这是通过百年历史激荡、风云变幻,方才筛选出来的。

  其余的,或因后继无人,或因立场出错,抑或是出现重大政治过失,比起大汉帝国,还先走起下坡路......

  许多曾经显赫一时的功臣家族,都沉寂乃至沦落,甚至有的仅剩个空头爵位,有些家族因为经营不善,甚至开始变卖祖产过活。

  而正统时代的到来,对于天下勋贵来说,都是一桩幸事。因为,来自皇权的压制力大大减轻了,即便是那些破落的勋贵,也得以“卷土重来”,“再兴家业”。

  那么,一个问题出现了,正统时代,是文臣的春天,是庶族的时代,勋贵们也迎来复苏,那么在蛋糕有限的情况下,权贵们春天,又建立在哪些群体的寒冬之上呢?

  范仲淹拜相之后,所发起的一系列对帝国政治、经济、军事等诸多方面的改革,都是冲着解答这个问题去的,虽然最后证明,这个问题,无解!

  而就在范仲淹拜相不过几日的功夫,一个麻烦就找上门了,广陵王刘继臻强闯政事堂,状告洛阳府尹包拯,藐视天家、侮辱皇叔、滥用官权等十大罪名,要求范仲淹将之免官惩办......

  历史的修正下,包拯,“包大人”,依旧在帝国朝廷焕发着他的光彩,甚至于,因为政法大学堂的履历,世宗近臣,乃至与皇帝刘维箴还有一段师生情谊,使他在朝廷内部的声望比正史上还要高。

  在四十五岁,就担任洛阳府尹,这样的履历,在当下的大汉帝国,是极其难得的一件事情。要知道,普天之下,绝大多数走正常升迁路线的官僚,便是那些出类拔萃且不失运气者,在这个年纪,大部分也只能做到普通州府一级。

  连范仲淹,都在年近六旬的时候,才担任首相,还是在朝堂发生重大变故的情况下,可想而知,当下的大汉帝国,上层权贵中,“老龄化”有多严重。

  而包拯这个“年轻人”,在担任洛阳府尹后,也很快就得到了“包青天”的名声,只因为两点,不畏权贵,为民请命。

  在太宗—世宗二朝加强法治建设的背景下,导致全国各地,讼师行业快速勃兴,而在京中,也出现了一批专门为高门富户打官司的“大状”,这批人,可谓是呼风唤雨,无所不能。

  然而,自包拯就任洛阳府尹以来,这些人的“败诉率”直线下降,甚至到后来,一听是包青天亲自断案,都赶忙劝“当事人”止损为优先......

  广陵王刘继臻,乃是世宗皇帝四子,初封广陵公,刘维箴继位后,晋位为王。如今的大汉宗室,老一辈的,基本只剩下一个许王刘曜了,他当了将近三十年的中书令,对帝国朝局的稳定起到了突出作用。

  等燕王刘昭薨逝后,又身兼宗正之职,直到前几年,方以年高从中书令位置上退下,专心于宗正事务。依宗室惯例,刘维箴又以二叔安阳王刘继德为中书令,不过,到刘继德时,中书令的权威与作用,虽然依旧保持着,不过因为人的关系,也逐渐下滑了。

  刘继臻徒以亲贵,平日里也还算安分,但在范仲淹初任首相之际,闹出“闯堂”的风波来,背后自然少不了推手。只不过,就他自己,也确实与包拯有怨,因为他的女婿因为私贩盐茶、害人死命,被包拯拿下,当堂判死了。

  事前,碍于情面,刘继臻也低头做小,希望包拯能高抬一手,至少保住性命,结果,“包大人”原则性很强,毫无通融之处,在刘继臻找到皇帝之前,就将其婿判死了。

  这里又有个背景,在大汉帝国的地方官府中,唯有洛阳与开封二府,当堂判死的案例,几无推翻可能,这是二府府尹权威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来源,这也导致,二府无法轻易判死,也达到一个制衡的效果。

  因而,当包拯的判决书生效的时候,能够救广陵王之婿的就基本只有皇帝,然而,当今皇帝,又岂会因一个罪证确凿的“郡马”,而去挑战政治潜规则?

  回到范仲淹这边,在了解事情的前因后果之后,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支持包拯,然而面对不依不饶的刘继臻,为免场面上闹得太不好看,最终将宗正许王刘曜请了出来,将刘继臻禁足三月,此事方才告终。

  但这件事,也成为范相公与朝廷内外那些不法勋贵以及顽固而强大的保守派们,角力战斗的开端,而类似的事件,在范仲淹整个执政生涯,是层出不穷,并且每一次,都能搞得范仲淹心力交瘁。

  范仲淹是一个渴望做事也能够做事的人,但是,当他很大一部分精力都不得不被牵扯到朝廷内部的龃龉上时,他为大汉帝国的一切努力,就只剩下苦苦支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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