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宗篇终 驾崩

  “启禀官家,张太傅到了!”崇政殿内,内侍石全彬小心翼翼地向一副昏昏之态的皇帝刘文济道。

  闻声,刘文济从书卷中“醒来”,睁开双眼,老迈疲惫之态难掩,但眼神却依旧深沉,就仿佛蕴藏着无穷的神秘与危险。

  也是到了晚年,刘文济的权威才真正得到树立,上下敬服。不为其他,而因刘文济开始无所顾忌地行使皇帝的权力,用极其强力乃至酷烈的手段,打击不臣,维护自己的权威。

  可明显发现的一点,从建隆二十年开始,皇帝刘文济的性情是偏暴戾化的,耐心日益短缺,杀心逐渐深重,用刑之严苛,与继位之初截然相反。

  在人生与帝王生涯的暮年,刘文济就像卸下了所有伪装一般,不再克制本能,那些宽容与仁爱,不说彻底被他抛弃,但总归不再如以往那般过分追逐......

  陈尧佐、吕夷简、萧恭、朱祺,这些建隆老臣名臣,都陆陆续续被赶出朝堂,远离帝国政治中心。而最极端的一个表现,则在于枢密副使董从俨之死。

  董从俨以攻杀金蛮刘金、平定漠北之功,从一边将,晋位枢密副相,也成为建隆时代武功武臣之代表,刘文济统治生涯后期的军坛上,是有特殊地位的。

  而他在枢密院与折惟昌、萧惠这两个南征北战功臣的斗争,也持续了整整八年之久,这也是他最终失足被杀、悲剧收场的主要原因。

  如果只是政见不合,又或者是单纯的权力之争,斗争也只局限于合理范畴之内,那么董从俨也不至于惹来杀身之祸。

  但偏偏,董从俨自负功高,平日里多有跋扈,自信于军事谋略与能力,在军政事务上,甚至屡次将皇帝刘文济的意见给否了,那种生硬的丝毫不讲政治智慧的忤上。

  便是如此,刘文济也未尝不能容忍董从俨,功臣有一定特权也不足为奇,至少不至于起杀心。千不该、万不该,董从俨深入参与到夺嫡之争去了,是睢阳公刘继英收买的主要大臣之一。

  董从俨想得很简单,通过扶立刘继英,取代折惟昌,成为枢相,而他能听到的,是圣心如何属意刘继英,能看到的,是刘继英的声势有多高......

  基于这样的认识与看法,董从俨与刘继英自是越走越近,越捆越深,甚至在军队内部,帮助刘继英安排心腹,培植力量。

  当皇帝心目中的天平向皇孙刘维箴偏向,当刘继英之短暴露出来,董从俨的所作所为,在刘文济的眼中,就变得其心可诛、不可宽纵了。

  建隆二十二年冬,枢密副使董从俨暴亡于枢密院。这种死法,也算是对帝国功臣的一种挽尊了,但这件事的影响却极其深远。

  董从俨死后,朝廷上下,再无敢对皇帝僭越不敬者,甚至连指桑骂槐、含沙射影的情况都少了,只因为,皇帝越来越可怕了。

  董从俨这样的功臣,说杀就杀,没有丝毫容情。过去的皇帝,顾虑重重,大臣们可以欺之以方,但当皇帝都不顾体面了,那再顽固保守的人,也不敢真拿着家族富贵去与皇帝硬碰硬。

  董从俨之死,也是引发帝国军政系统变动的一个强烈信号,从那之后,奉皇帝诏命,折惟昌、萧惠联合主持军法司的石元孙,对内外军人事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调动与清理。

  其中主要目的,在于斩断睢阳公刘继英的爪牙,但这种动作,是不可避免会造成“误伤”的,至少一大批董从俨的部属以及燕山北道出身的将校,受到严重排挤打压,而这些人,大部分都曾追随董从俨血战漠北......

  但没办法,这就是政治,从董从俨倒下的那一刻,就注定了一大批将校的悲剧与沉沦,帝国军方的一座山头,也就这么被推倒了。

  董从俨的悲剧结局,说到底,还是他本身的问题。他有当世卓越的军事才华,但在政治上,实在乏术,甚至短视,在帝国高层,他可以靠着殊功一路莽着走,但当朝局在“夺嫡”的影响下变得复杂诡谲之时,他便迷失其中了,及至身死道消,军事上的敏锐嗅觉,在政治上,当真毫无用处。

  当然,皇帝刘文济在用人上,或许有一定指摘之处,向使董从俨能一直在地方坐镇带兵,没准会有一个完美的结局,流芳百世,千古扬名。但这就是以结果为导向的评价了,并无多少实际意义。

  董从俨之死,可以说视作建隆后期帝国政坛上发生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毕竟不久后的开年,刘维箴就被册立为皇太孙。而刘文济统治生涯末段,帝国政治的紧张、压抑乃至酷烈,也体现得淋漓尽致。

  同时,这还反映出刘文济的一些心理变化。一直以来,刘文济都是一个很缺乏安全感的人,壮年时,尚且可以靠着出色的手腕以及足够的耐心去应付,等到迟暮之年,精力不济,身心俱疲,也再保持过去的那种状态了。

  为了维护天子威严,巩固皇权,他也只能采取一些严酷的手段,继续展现他的强势与不可侵犯。可以说,刘文济一生都在证明自己,但到了晚年,他已经不需要和光同尘,只需要短短几年的上下畏服即可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被压制许久的特务政治,也再度抬头了,建隆二十年后,皇城、武德二司在大汉帝国,尤其在京畿范围之内,可是活跃异常。

  话说回崇政殿内,老皇帝刘文济放下由蔡齐等臣编纂的《国史》,看着石全彬,想了想,方才轻声吩咐道:“宣!给太傅备座!”

  张太傅,不是他人,正是前宰相张俭。作为三朝老臣,尽忠皇室四十余载,张俭素有“治世能臣”的美名,为相二十余年,于国于君,多有裨益。

  早在建隆二十年的时候,感朝中局势糜浊,张俭便有隐退之意,以年高向刘文济请求致仕,但被刘文济拒绝了,并极力挽留,张俭无奈,只能继续以古稀之年,担任吏部尚书。所幸有杜衍的辅助,否则怕是真要如张俭自诽那般,昏昏碌碌,误国误民了。

  在陈尧佐罢相之后,张俭晋位尚书令,不过只当了半年的过渡首相,刘文济终于“良心”发现,准他在七十八岁高龄的时候,以本职致仕。

  不过,刘文济对张俭信重是毋庸置疑的,仍旧留他在京中发光发热,赐其为太傅,坐镇东宫,辅弼太孙刘维箴。而张俭,也朝着四朝元老的传奇之路迈进,功绩任人评说,但名位+年龄的组合,足以在帝国历史上留下一道深刻的印记。

  到建隆二十四年,张俭已经八十岁了,但精气神却依旧良好,拄着御赐的紫金杖,仅观形貌,说他比刘文济年轻都有人信。

  “老臣张俭,参见陛下!”迈着缓慢的步伐入殿,张俭大礼参拜。

  平日里,老臣参拜,刘文济都会免其大礼,不过今日,他是眼睁睁看着张俭做完一整套礼节动作,方才摆手示意。老脸上露出一抹惆怅,刘文济唏嘘道:“张卿年高,犹如此康健,令朕羡慕不已啊!”

  闻此言,张俭自是谦逊相应,态度很谨慎。对于这些近乎虚与委蛇的回应,刘文济也看淡了,并不是太在意,又自顾自地感慨了句:“掌国二十七载,事情做了不少,问题也留下了不少,向使能再给朕二十载,天下大治,不是空谈,只可惜,天不假年啊.......”

  听皇帝这般说,张俭哪里还坐得住,当即起身,诚惶诚恐地拜道:“陛下千秋,何出此言,大汉亿兆臣民,仍需沐浴陛下之恩泽——”

  “千秋万世之谈,从来愚谬!老之老矣,行将就木,朕都看开了,张卿亦无须出此言宽慰!”刘文济摆摆手,眼眶竟然不自觉地多了几分湿润。

  此时的刘文济,没有维持了一辈子的平和与沉静,也没有晚年的固执与暴戾,活像一只将死之鸟,其声幽幽,其鸣哀哀。

  良久,方才从那种自怜自伤、自哀自叹的情绪中摆脱出来,定了定神,方才看着张俭,严肃地问道:“朕常对章德太子寄予厚望,意欲将大汉交给他,他虽无长才,但足以守国。

  可惜,上天无情,降大悲大痛,戏弄于朕?这几年,朕深以为忧者,唯国家承统,社稷前途。虽听众臣之请,册立皇太孙,然太孙毕竟年轻,又少经世务,朕心中始终不安。

  张卿四十五年宦海,德高望重,洞察世事,这一年多观察下来,以卿之见,朕选的这个皇太孙,如何?能否,承担起大汉帝国的万钧重担?”

  皇帝以此事咨臣,可想而知对张俭的尊重,也可见刘文济此时内心依旧存在的犹疑。而张俭听了,态度更加谦卑谨慎了,仔细地思量过后,方才说出这么一段话来:

  “恕臣直言,如论圣明,太孙自远不能与世祖、太宗、陛下相比,然持重守静,能听人言,克己奉公,便足以成为一仁明之君,可以守国。

  世祖曾有一言,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今陛下励精图治二十余载,大汉天下繁荣昌盛,开历史之隆,已非后世之君所能企及。

  太孙纵非开拓创举之君,但萧规曹随,承祖宗之业,想来还是大有可为。而况,朝廷人才济济,只需善用人才,从谏如流,亦可无虞......”

  张俭一番话,将刘文济给说沉默了,但观其表情,显然并没有真正说服他,刘文济本不是一个能被轻易说服的人,何况如今,早已疑根深重。

  但是,除了默默接受的,他又还有其他选择吗?毕竟,刘文济已经不愿意再折腾帝国朝廷了,他也折腾不动了。

  良久,刘文济方才抬首,满口的慨叹语气:“但愿,如卿所言吧......”

  “听说张卿致仕,年耄耋,犹能吃酒食肉,好生羡慕!”回了回神,刘文济又强作欢笑,冲张俭发出邀请:“今日,就留宿宫中,陪朕对饮畅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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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隆二十四年秋九月初三,大汉皇帝刘文济驾崩于洛阳紫微城崇政殿,享年66岁,在位二十七年,庙号世宗,谥号承天隆运文武英明宣皇帝,葬于汝州泰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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