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宗篇48 建隆十八年

  建隆十五年冬,皇太后萧氏病逝于洛阳岳桦宫,享年八十。皇帝刘文济正处泰山封禅归途,噩耗东传,闻之痛哭,乃至惊厥,行营震动。

  对萧太后之崩,刘文济除了悲恸难抑,另有难言之愧疚,问题还是出在封禅之事上,萧太后此前是明确反对他行此大典的。

  基于此,刘文济很难不往“太后是否被他气死”的方面去联想,哪怕只是百分之一的可能,也足以让刘文济追悔莫及。

  同时,四十年后再临泰山,以皇帝之尊,藉文德武功,祭告天地神只、祖宗英灵,本该是志得意满,豪情荣耀,然在事实体验上,并不是太好。

  屹立泰山之巅的世祖功德碑,于刘文济而言,比泰山本身更加威严肃穆,更让人感到卑微。刘文济的内心还是其骄傲一面的,站在碑下时,也难免有自惭形秽之感......

  因此,封禅大典虽然最终如期顺利进行并落幕,但在登临泰山之巅的那一刻,刘文济心里多多少少是有些悔意的。萧太后之死,则加剧了这种愧疚,甚至生出“万方之罪,加诸朕躬”的心理。

  回到洛阳刘文济,为萧太后举行了一场堪称轰动的国丧,规模之盛,远胜当年慕容太后崩逝之时,让内阁大学士朱祺为其立传,述其睿智、坚贞、端重、贤明,同时加尊号孝章明皇后。

  萧太后一生,对刘文济的成长成就有诸多助力,尤其在一些关键事务上的关键建言。其崩逝,也是对刘文济的最后一次提醒,并且作用很大。

  至少从建隆十五年封禅之后,刘文济收起了他那些难以抑制的志得意满,以及矜功伐能的行为,一直到其驾崩。

  建隆十六年四月,枢密使曹玮以疾薨。老国公、枢密使杨延朗,于建隆十三年薨于府,曹玮则以克定西南之功,还朝之后,顺理成章地晋位枢密使。

  曹玮死后,皇帝以殿前司都虞侯折惟昌继任,又升擢董从俨、萧惠两个灭金统帅为枢密副使,重新建立大汉帝国的军令管理系统。

  但是,这样的安排,也导致军令系统内的矛盾加深,曹玮也就罢了,有西南之功的弥补,论什么方面,他当枢密使都没人能挑战。但折惟昌的话,虽然同出名门,但董从俨可不甚服气。就一点,西南之功与漠北之功,孰重?

  从曹玮开始,帝国又一轮高层变动的阀门仿佛打开了。十六年秋,宰臣、兵部尚书曹利用罢相,他这个宰相,只当了不到一年的时间。

  曹利用罢相的原因,归根结底就四个字:恃宠生娇。而作为刘文济潜邸心腹,从龙重臣,他也有生骄的资本。这是贯穿他中枢生涯的表现,只不过,在各种时期表现程度不一罢了。

  而一旦失了分寸,没了边际,就容易变“宠”为“怒”,惹来祸事。早在拜相之前,曹利用便经常吹嘘彰显自己与皇帝的亲厚关系,吃点酒就喜欢拿当年潜邸之时的“小故事”来分享。

  等到泰山封禅成功,自诩又为皇帝实现了一桩功德,更加志骄意怠,忘乎所以。兴致起来之时,君前失仪也就罢了,但他喜欢自矜其功,尤其是“封禅之功”,就越发让刘文济厌烦了......

  曹利用是幸运的,如果是封禅之前那段时间的刘文济,以其心理状态,面对这种情况,能不能活命都要打个问号。所幸,刘文济最终还是顾念几十年的君臣之情,给他留了一份体面。

  以青唐地区人情不稳,遣曹利用为青唐巡抚使,前往坐镇,剿抚治安。青唐地区,乃是世祖朝时,大将杨廷璋追剿甘州回鹘余部,一并拓地收复的。

  在行政区划与军事戍防上,河西、陇右分别负责。而青海湖东边的青唐地区,则属于陇右道治下,不过六十多年下来,陇西道司经营重点仅止于河湟,至于更西边,实则处在一种相对薄弱的状态。

  不过,由于朝廷对西北的重视,精兵镇守,一直没有大乱。不过,在最近的二十来年,在青唐地区却慢慢崛起了几个股吐蕃势力,或以信仰惑人,或以族裔聚兵,比如妖僧李立遵、邈川族首领温逋奇。

  当然,二者在壮大势力,扩张影响的同时,也不忘向陇右官府表示恭顺,年年上贡,又以茶马贸易为名,积极沟通,方才保持着稳定。

  但是,在过去的几年,两股势力都开始不安分了,河湟地区吐蕃诸部的斗争愈发频繁激烈,相互吞并,旧有的秩序开始紊乱了。陇右道官府不无作为,也曾派兵镇压,但只收一时之效,渐渐的,河湟、青唐之情状,也上达天听了。

  曹利用西行前,刘文济还专门召见他,请他吃了一顿酒,并难得动情与他追忆当年往事。最后,方才表露,朕有意君臣之谊长久,然你过去的表现,令人失望。

  你虽然年逾六旬,但老骥伏枥,青唐不是善地,戎狄不可轻定,倘若能够幡然醒悟,追旧志,立新功,克定河湟,东京昭烈庙,西京功臣阁,仍不失一席之地。

  辞驾离宫之际,曹利用的眼眶依旧是红润的,皇帝交心之言,对他来说,是大有触动的。曹利用少立大志,要报效国家君王,虽然骄矜猖狂,但他对刘文济的忠诚却是矢志不渝的,以情性烈,在遭贬之际,已存死志。

  而刘文济一番话,不只打消了他原本的“计划”,还让他认真反思己过,牢记初衷,誓要抚定青唐,还河湟关山安宁,以报皇帝知遇之恩。

  从曹利用身上,能够充分体现出“过而能改”、“有志不在年高”的道理。自西赴青唐,曹利用便将全身心投入到对当地部族的招抚平定中,政治上分化拉拢,军事上严厉打击,将余生的时光,尽数付出在高原之上。

  在他巡抚青唐的几年间,先后将李立遵、温逋奇两部制服,夷其族,散其部众,进一步加快了青唐地区的汉化程度,也为后续更加繁荣活跃的青唐茶马经济打下了雄厚基础。

  曹利用最终也是在巡视海西地区时,中风而亡,就和离京时刘文济与之的约定那般,低头而走,昂首还朝,昭烈功臣,位居其间,长享香火。

  ......

  曹利用之后,刘文济又以殿中监萧恭任兵部尚书,拜相,对于这个出身契丹、才干卓着的股肱之臣,刘文济谨慎地用了二十年时间,方才大大方方地将其扶上政事堂的高位,任其发挥才能。

  从张俭、曹利用,再到萧恭,也彻底形成了文臣主掌兵部的习惯,当然,这三者都不算单纯的文人,都是熟知武略的文臣。

  建隆十七年夏,丁谓罢相。名义上是因疾以本职致仕,实则是有人匿名举报,将丁谓早年党同伐异,迫害忠良,奸伪祸国的一些罪行举报,再加上皇城司那里保存的一些丁谓黑料,两相结合,刘文济对这个老臣也不再容忍了。

  当然,最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丁谓也犯了和王钦若当年一样的忌讳,交结内宦。不过,丁谓这个人实在是聪明,也很会揣摩圣心,自被皇帝召进宫一番“特殊”的问对后,隔日他便又病倒了,并上表乞骸骨。

  这个时候,丁谓已经不惦记尚书令的职位了,即便内心是那般地不甘与慨叹。但是,他也十分清楚,再不急流勇退,连家族兄弟子侄的富贵荣华都保不住了。

  另一方面,他既无法,也不愿像曹利用那般,到大西北去吃苦。相比之下,带着点遗憾离开朝堂,退出历史弄潮第一线,将希望寄托在后人身上,未必就是坏事。

  十七年秋,随着工部尚书王增被委派两浙道布政使,曾经鼓吹封禅的三名大臣,都从帝国中枢去职,这也算是皇帝刘文济的一种表示吧。

  十八年,随着盐铁使吕夷简升任财政使,河东道布政使李昭贤升任都察使,刘文济统治晚年时期的政治格局,正式形成。

  建隆十八年的皇帝刘文济,已经六十岁了,不管是作为皇帝,还是单纯作为一个人,都不可避免地迎来最后的时光。

  附:建隆十八年大汉帝国诸相——中书令许昌王刘曜、尚书令陈尧佐、尚书仆射张俭、吏部尚书张士逊、枢密使折惟昌、财政使吕夷简、都察使李昭贤、兵部尚书萧恭、礼部尚书朱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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