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宗篇43 南定西南

  贼情如火,席卷西南,虽然像善阐、理州、建昌等云南中北部的核心州府重镇,一直坚如壁石,未尝有失,但祸连滇黔的西南大叛乱,也足以让朝廷寝食难安了。

  滇黔之乱之于朝廷,要紧的不是其本身多少蛮部、土司叛乱,多少刁民逆反,破了多少城镇,死了多官民。实事求是地讲,滇黔就算被彻底打烂了,人都死光了,于朝廷而言也无关痛痒,毕竟很难动摇的帝国根本。

  帝国的核心统治区域在哪里,永远在中原、河北,当然最近二三十年东南江浙地区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繁荣,也渐渐赶了上来,成为维持帝国统治秩序运转最核心也最强劲的动力。

  而其他地方,边地如西北、西南、山阳、东北者,虽然同为帝国不可分割之地,起着鼎足之作用,但总归是次一等,属于一个强盛帝国颜面与表征。

  就冲着这份帝国尊严与荣耀,为了维持“建隆盛世”的偌大名头,朝廷也不可能容许叛乱、背离的发生,处在强盛期的帝国也有足够的实力去勘暴制乱。对于一个统一的中央帝国来说,不管是哪一方出现严重动乱,都意味着帝国的统治出现了问题,也必然会寻求解决之道。

  另一方面,事物的发展是存在普遍联系的,即便高山密林、毒虫瘴气依旧是滇黔与外界联系的重要阻碍,但建隆时代比起过去,终究大有不同,联系也是日益紧密。

  连玄宗之大唐,都能力征南诏,何况归治数十载的滇、黔之于帝国。同时,若滇黔局势长久糜烂,那么地形、气候、民族分布、治理现状都与之高度类似的剑南南部州县、广西西部、湖南西部地区,乃至高原另一侧的吐蕃,都难免受其影响,范围再扩大,就是朝廷拼了老命也得维护的精华之地了......

  川蜀之乱虽然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但其影响教训可依旧存在,至少对亲身经历见识过的刘文济君臣而言,是不敢过于大意的。

  因此,为了西南的安宁,为了帝国的统治,朝廷对滇黔之乱的重视一路飙升,也是理所当然的,也必须及早将之扼杀,尽可能将影响控制在滇黔地区范围之内。

  眼见乱象扩大、贼势蔓延,而地方官府官军却不能制,帝国终于从中枢层面以下,正式发力了,向滇黔进军平叛的诏令与平叛大军的组建于建隆十年正式落实。

  当然,刘文济鞭策下的帝国朝廷,虽然难免犯一些迟钝的、傲慢的“大帝国病”,但处事效率,尤其是滇黔之乱这等军国大政的问题上,还是不会如此迂缓的。

  之所以拖到建隆十年,就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等待、观察、了解乱情之发展,同时冀望滇黔二道自己消化、自己搞定;二则是,建隆九年立秋之后,朝廷已经开始紧锣密鼓地准备平叛事宜了,筹措粮械,调兵遣将,用了足足半年多的时间,从滇黔重镇及其周边构建起一个铁桶般的包围圈。

  皇帝刘文济或许并不精通军事,但他知全局,识大体,懂战略,同时,身边也不乏优秀的军事人才为之谋划出征。而为刘文济谋划西南军事全局的,主要有三人,兵部尚书张俭、由少府转任殿中监兼枢直学士的萧恭,以及最为关键的枢密副使曹玮。

  而曹玮也是西南平叛的统帅,被刘文济任命为西南招讨使,总督剑南、湖南、广西、滇黔之军。同时还给曹玮配了两名副手,西南巡检使折惟昌与两广巡检使曹克明。

  折惟昌自无需多说,折氏嫡传后裔,正值壮年,老将曹克明则是百丈伯曹光实之侄,是一个久经沙场且临阵指挥应对能力很强的将领,即便年逾花甲,亦能引刀控弦,常年坐镇广西。

  一直以来,在很多帝国臣僚眼中,曹玮能够跻身高位,成为枢密院的“常务副枢密使”,都是靠着履历以及家世,在其军事生涯中,虽然参与了几次对内部叛乱的平定,但实在没有多少能够拿出来服众的成绩。

  当然,这一点实则是和平帝国体系下所有军队将帅的通病,出身、履历与资历是其晋升最主要的依据,毕竟不像老一辈的将帅,几乎每个人都能拿出赫赫战功来。只不过,由于曹玮身居高位,这一点被更多地放大罢了。

  因此,西南之行,不只对汉帝国来说是一件攸关统治的大事,于曹玮本身而言,也是一场证明之战。而这样的机会,竟然到他人生暮年,才真正迎来,建隆十年的曹玮,已经五十五岁了......

  战争才是将士最好的学堂,也是最高效的练兵场,在西南平叛的过程中,一批年轻的将领也慢慢冒头的,比如家世显赫的杨文广、田思勰、马长议等。

  显然,不管皇帝对军功勋贵有多少忌惮以及由此引发的打击、压制,真到国家有难,在选兵派将上,仍旧不可避免地向其倾斜。

  这其中固然有刘文济安抚勋贵们的用意在,但迫于勋贵对军队那浸透到骨子的影响力,也是重要因素。而滇黔之乱,一定程度上,对勋贵们是有好处的,至少让他们扬眉吐气,痛快地翻了一次身!

  战争期间,可没有人再敢明目张胆地打压限制,在大局方面,刘文济也不允许拖后腿的人与异议......

  当然,勋贵之外,还是有寒门精英籍此崛起的,比如鼎鼎大名的狄青,他在曹克明麾下,先是随其平定广西的骚乱,由于作战勇猛,被巡军的曹克明发觉,连提两级,成为一名下级小军官。

  后进军云南,攻击最宁州这个首倡叛逆的乱贼聚集之所,手底下有人了,表现则更为出色,不只勇猛敢战,更懂得用谋略,察形势,见长短,最终亲自拿下阿月部土司之首级,彻底让曹克明另眼相看。

  之后的狄青,便一发不可收拾了,才二十出头的他,逐渐成为曹克明手下最锋利的一把尖刀,往往刺向那些难缠、难打之逆贼叛部。

  平乱之前,狄青还只是一个不名一文的大头兵,乱事平定之后,已经是招讨东路军下属一路军指挥使,成为一名战功出色的中级将领,并在回朝献捷将领名单之列,得以登殿堂,见天子......

  当然,似狄青这样的经历,即便在皇帝有意提拔重视寒门将领的政治倾向下,依旧是传奇中的传奇,破格中的破格。

  而他能走到那一步,也不只曹克明一个伯乐。狄青十六岁从军,用了三年时间,方才成为一名什长,后被时任汾州兵马指挥使的药宜禄举荐进京入禁军侍卫司当职。

  朝廷欲克定西南,自然不可能尽用地方之兵,狄青所在的奉圣军,被抽调西南,他又随左厢被调至曹克明麾下听用......

  西南之后,狄青的伯乐就变成大汉天子了。但是,即便后来成为刘文济亲自提拔寒门将领中的典型人物,在狄青发迹之前,予其助力的,依旧是军功勋贵们。

  在大汉帝国的军事体系中,勋贵们掌握的是上升通道,牢牢占据的是中高层的位置,而在帝国军队的基层,并非一潭死水,也不是所有勋贵都是那般狭隘、自私。

  再说回滇黔之乱,朝廷为了平定,也付出其极其昂贵的代价,前后动用军民三十万,靡钱一千余万贯,耗粮两百余万石,费时三年有余。

  战争对于中央帝国来说,是一件越来越昂贵的事情了,而这么多人物力,直接用于剿贼平乱的,实则不足三成,剩下七成,都投入在维系战争的各项后勤损费上了......

  在滇黔平乱事宜上,曹玮在战略上采取了“军事为主,政治为辅,徐图缓进,逐个击破”的方针。毕竟是在枢密院掌握军令多年的大臣,眼光很高,视野很广,深明战争其手段本质。

  因此,平叛过程中,在很多地方,甚至采取军事威胁在前,政治招抚为主,利益收买在后。事实上,所谓滇黔连叛,只是此乱分布范围很广,参与势力很多,造成的恶劣影响很大,但也不是全道举众皆叛。

  至少,官僚官军还是坚定地忠诚于朝廷,或者说忠诚于自己的权位与利益,汉族豪强们不可能与蛮夷一条心,浑水摸鱼的行为或有,但不可能一条路走到黑,尤其在朝廷大动兵之后,很多汉族豪强、地头蛇都主动参与到平乱中来,出人、出钱、出力,协助王师剿贼。

  甚至于,如善阐、理州这些地区的土司们,也没有跟着那些穷蛮夷、苦哈哈造朝廷的反,他们处在州府的核心统治圈里,受到的影响更大,汉化更深,更加明白朝廷之强大与“底线”之道理。

  同时,在帝国的统治下,在与汉族的交流之中,他们获取的利益还是比被剥削的要多,因此,这部分土司,造反的少,观望的多,等到王师入滇,箪食壶浆,向导引路者,甚众。

  如此多种因素,三方合力,滇黔之乱虽然持续了些年头,但其结局是注定的。这与帝国朝廷掌握强大的实力,以及数十年汉化之成果,是分不开的,这是大势。

  再说军事上,曹玮将“步步为营”玩得是炉火纯青,几路人马在他的整体调度下,以一种很从容的姿态与秩序,一步步地清剿叛贼。

  滇黔是一盘棋,落子之前,则先把棋盘外的干扰因素给清除了,曹玮自领军定剑南南部,折惟昌安湖南,曹克明平广西。待到外围肃清戡定,兵马集聚,粮械牲畜齐备,方才正式向滇黔大进兵。

  在进兵的过程中,曹玮还将很大一部分军力、民力,用在后勤之保障,道路之开辟平整上,力度强度之大,传到京畿,还引起了一些怪话。说曹枢密率领朝廷十万大军,几十万民,费着国家百万粮饷,到西南修路去了。

  虽然靡费巨大,场面难看,且非议众多,但交通的巩固,也是滇黔能够顺利平定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而战争期间的道路工程,在乱事平定之后,很多都升级成为官道大路,成为连接滇黔州府的通衢。

  滇黔的交通,几乎被曹玮给整个做了个升级,对内交通大利,对外联系紧密,对滇黔乱后的恢复发展,起到了巨大促进作用。

  滇黔之乱,持续反复,一直到建隆十三年初春,腾冲地区最后一股叛军被汉军歼灭,方才正式宣告终结。这场乱事,对滇黔二道来说,毫无疑问是一场全方位的剧烈破坏。

  经济瘫痪,百业萧条,由战争的关系,物资转运艰难,城市虽然大多保持着防御安全,但饿死者甚众,使得二道出现了一波庞大的“离城潮”。

  人口的损失,则是肉眼可见地严重的,但由于滇黔人口本身的模糊性,具体死了多少人,很难算清楚。但从建隆十五年二道上奏给户部人口籍册来看,比起乱前,在册人口少了三十多万。

  而在滇黔山林之间,也出现了大量蛮寨夷楼的废墟,空无一人,阴森可怖,这些在叛乱之前,不说人烟辐辏,至少炊烟不绝。

  几十年下来,朝廷在滇黔二道册封了194家土司,等到建隆十三年,只剩下61部了,消失的一百多家,不是被朝廷平乱大军摧毁夷灭,就是在乱事中被其他土司吞并了......

  满目疮痍,一地鸡毛,滇黔之乱的最终恶果,但也不是没有一点积极意义。至少,一场轰轰烈烈的大洗牌之后,社会资源得到重新分配,社会矛盾得到缓解,随着对新土司册封的展开,朝廷对滇黔的掌控实则是加强了的,汉文明对当地的同化进一步加深。

  滇黔一稳,整个西南又可再得几十年安宁时光......

  另外,这场大乱,也导致大量部族人口南流入蒲甘、安南二国,对二国之统治造成重大影响。安南那边自不必说,出兵剿灭,但剿而不尽,渐渐与当地融合,成为活跃在广南西道与安南边界的一股不安分势力。

  至于蒲甘国那边,基于反汉立场,那些人迅速与已经式微的蒲甘国联合起来,与临海国对抗,使其又苟延残喘了一些年。

  后来,又因为土地、部族之矛盾,权力之斗争,导致二者决裂,一番拼杀之后,蒲甘国竟为其所灭。当然,临海国最终捡了个便宜,趁机一统缅甸地区,完成开国君主刘文海未竟之事业。

  但那些已经扎下根来的“理族”,虽然臣服临海国,但始终是其北患,活跃在云南与临海边界山地,持续上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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