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地发生的最大变化,恰恰没有引起朝中官吏的重视,他们的主要注意力,都集中到财富方面和军队方面去了,对于真正将要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变化,没有能够注意到,或者说是没有投入到足够的注意力。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对于教育方面,苏天成是耗费了极大的心血的。
官办的学堂开始在府州县完全确立起来,考虑到情况的特殊,条件好一些的府州县,官办的学堂至少需要有五所以上,条件不好的地方,也需要有两所学堂,按说前朝也是有学堂的,还有专门的教谕,但如今的学堂,和以前不一样了。
科举考试依旧存在,故而各地的学堂之中,有一所专门的学堂,对于那些即将参加科举考试的读书人进行培训,其余的学堂,则是开始招收年满六岁的小孩子开始读书,尽管官府没有强行规定所有小孩都要进入到学堂读书,但条件稍好一些的家庭,肯定将自家的子女送到学堂去读书的。
学堂创办没有引发什么争论,教育的重要所有官员都清楚,唯一在学堂招收女子的方面,引发了巨大的争论,儒家思想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根本不赞成女子有什么学问的,就连杨嗣昌、刘宗周、黄道周、钱谦益等人都是这样的认为,各地建起多所官办学堂,刘宗周等人极力支持,而且自告奋勇代表朝廷下去巡视,但在学堂可以招收女子方面,众口一词,都是反对的。
苏天成消耗了极大的精力,来说服众人,国民素质的提高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只能够依靠教育来改变,但女子不能够进入到学堂里面,这就好比是跛脚,要知道教育与家庭也有着很大的关系,一个读书的小孩子,回到家里之后。日日陪伴的母亲却大字不识,怎么能够教育,所谓女子无才便是德,没有任何的道理,完全是对女性的歧视。
苏天成成为皇帝之后,很少强行的下什么圣旨,一般都是通过众人讨论之后才做出来决定,这也是大晋诸多规矩之一,众人早就适应了。但遇到特殊的事情,苏天成还是会发挥出来皇帝的威严,强行下旨推行的,令众人心服口服的是,凡是皇上强行下旨推行的事宜,最终的结果都是非常好的。
在准许女子进入学堂的事情上面,就是皇上强行下旨了,而且皇上还特意的安排都察院。对各地官吏的考核监督之中,将这一条作为重点。若是有地方官员不执行,必须严惩。
但苏天成也有让步的地方,毕竟男尊女卑的情况,几百年之后都存在,想要一下子改变,可能性不大。这个变现就是在人数规模和进入学堂的规矩方面,男女不能够在同一件教室里面读书,必须要分开,此外有条件的府州县,专门设立一所女子学堂。没有条件的地方,专门有一个到两个班,全部都是女子。
男女在受教育的资源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别,譬如说条件最好的京城,招收小孩读书的学堂有十所,专门的女子学堂仅仅一所。
老百姓的认识也是一样短时间之内不可能改变过来,女子学堂刚刚创办的时候,很少有百姓将自家的女儿送来读书,认识高一些的还是官吏、士绅富户的家庭,纷纷将自家的姑娘送到学堂去读书,此外就是西域等地进入大晋的这些家庭,毫不迟疑的将自家的姑娘送到女子学堂去读书,朝廷可以查出官员阻拦女子读书,但总不能够追查所有的百姓。
不过这样的情况,很快出现了改变。
女子学堂教授的课程有些不一样,除开传授知识,还教授三从四德等知识,而且在礼仪方面是重点传授的,也就是说,女子学堂是要培训淑女的,在学堂上课之后的女子,言行举止出现了很大的变化,这就导致女子学堂的影响迅速的扩散了,很多的寻常百姓,也开始将自家的女子送到学堂去读书了。
到了大晋五年,各地都开始告急,主要是学堂的数量不够,学生的数量急剧的增加,为此朝廷拨付了大量的纸币,督促各地修建新的学堂,容纳更多的学生。
大晋的总人口不多也不少,毕竟好日子开始的时间不长,前朝的那么多年的灾荒,导致人口锐减,特别是流寇造反的那几年,导致好多的村落空无一人,大晋元年的统计,总人口六千余万,到了大晋四年底的统计,总人口超过一亿人,人口的增加,主要还是在大晋二年到四年的这三年时间,因为条件好了,出生的小孩子增多了,成活率大大的增加,加之外来人口也呈现增加的趋势,这才导致短短三年的时间,人口大量增加。
尽管说人口不是太多,但因为学堂的普及,因为老百姓将自家的子女送入到学堂读书,因为老百姓认识的变化,各地的学堂数量就明显不足了。
教育所产生的变化,绝对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只不过这种变化,短时间之内不会体现出来,但十年之后,大晋的情况绝对会不一样了,苏天成明白这里面的道理,随着学堂的普及,老百姓的素质结构将出现重大的变化。
苏天成坚决坚持灌输儒家思想,教育最大的作用,在提高个人素质的同时,必须要求人有信仰,若是人都失去了信仰,朝廷将自食苦果,譬如说女子学院对于礼仪方面的教导,苏天成就是非常赞同的。
教育不是单一的,也有令苏天成苦恼的事情,那就是天主教等开始传播进来了。
对于宗教,苏天成不是很熟悉,穿越之前他是公务员,与宗教绝缘,对这里面的事情,一无所知,但他清楚,宗教也是一种信仰,只不过在儒家思想占据绝对统治力的中原,宗教是很难普及的,信教的民众不会太多。
前朝对于宗教是有所限制的,至少在府州县,是不允许传教的,只有在京城或者是巡抚衙门所在地,才偶尔看见传教的人士,这些来自西域的传教人士,来到中原,也没有专门的场所,毕竟朝廷不是很支持。
因为不熟悉,苏天成也不好随意做出来决定,不仅仅是苏天成,朝中的五大丞相,对此都是茫然不知所措,因为外来人口增加了,特别是京城,成为了各色人种都有的大都市了,外来人员之中,很多以前是信教的,来到了京城,也不可能抛弃原来的信仰。
最终朝廷做出来的决定,还是允许传教士进入到大晋来传教,只不过对传教的地方同样进行了限制,府州县不允许传教,至于说传教的场所,允许存在。
如此在大晋三年的时候,京城有了专门的传教礼堂,这些传教的礼堂,初期是外来人士的聚集地,后来也有不少的汉人加入了。
令苏天成放心的是,信教的人还是非常少,与大晋总人口比较起来,微不足道,比较儒家思想的影响太大了,牢不可破。
佛教到道教,这是朝廷无法回避的两个方面,譬如说唐朝的时候,非常崇信佛教和道教,朝廷官府都是支持的,大明朝廷也没有限制,官吏百姓,很多人也是有着一颗虔诚的拜佛之心的,到了大晋三年,经济高速发展,条件很好了,僧人和道士也通过自身的手段,开始向朝廷做出来请求了,恳请朝廷关注寺院和道观。
朝中五大丞相很快做出来了决定,朝廷不反对老百姓拜佛,但不会大力支持寺院和道观的发展,各地官府可以拿出来一定的资金,扶持当地的寺院和道观。
苏天成在颁发这道圣旨的时候,犹豫了好长时间,寺院和道观自行发展,他不会过问,但要求各地官府拿出来一定的资金扶持,这岂不是大力支持佛教和道教,但他最终还是同意了,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佛教和道教是引发人向善的,想着仅仅依靠学堂的作用,来固定人的思想,还是单调了一些,毕竟不是人人都能够进入到学堂里面的,这个时候,寺院和道观就能够起到很好的作用了,只要在投入的方面注意一下,不要攀比,不要奢侈浪费,问题也就不会太大了。
自始至终,苏天成都是异常小心的,可谓是战战兢兢,朝廷要负责引导和教化所有百姓,包括官吏,树立起来一种积极健康的氛围,这可不是简单的事情,故而教育是最为重要的事情,经济发展之后,财富的积累,必定会引发一些拜金思潮,官府不能够用强制的手段去扼杀这些思潮,只能够通过教育的方式,让百姓少一些拜金主义和现实主义。
故而苏天成最为注意的,不是商贸的大发展,这些有朝中官员操心,他最为注意的还是教育的发展,不管怎么说,决定未来大晋命运的,还是教育,自己一旦离开了这个世界,需要留下一些什么,需要达到什么目的,一切都是在教育之中显示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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